安妮宝贝已如同她的小说主人公一般堕进不可改变和逆转的格局。她自己的语言已经有了过高的使用频率，比如对细节的描写，对品味的追逐，比如对命运的无助，对凄美的偏好，在反复地渲染了都市的迷离，宿命的无奈，对物质和情欲的恣睢之后，她开始处于失语状态。她只剩下意境，和给读者尚可的想象空间。
　　于是她想到了突破，她想用长篇的结构和故事性来挽救和掩盖语言的贫乏，以足够长的空间来改变短篇故事的雷同。这种做法在《彼岸花》里从林南生出场直到她和林和平第一次在广州相逢，确实超越了她以往的短篇，在节奏上开始有了轻重缓急。
　　然而她一味的长篇思路使她笔下的故事延续变得十分拖沓。南生一次次地去广州，和平一次次地和她做爱，然而总是一次次的无奈，即使南生把刀深深刺入和平睡梦中的腹部，故事依然无法结束。和平依旧痊愈，南生依旧要去广州找他。最后的结局是他们相逢在某个异乡的小镇，以南生的自以为“确认和平从她生命里彻底消失”而结束，显得苍白而难以令人信服。
　　《彼岸花》的另一条主线，写一个叫“乔”的“我”，基本就是安妮自我的生活加上几个随机安排出现的男人的模式。看这本书的前1/3，你会觉得和读她的《八月未央》集子中的《2000年7月的上海生活》等散文相差无几。散文是她真实的生活，而小说毫无突破地继续展示，酒吧里调酒的男人、古典意味蔓延上几条青藤植物的出租屋，堆积大量食物写作到深夜的生活姿态，甚至连她去网站做编辑的经历也全无遗漏地照搬。安妮的生活已经被她以往的几十万文字描绘殆尽，一个作家失去了经历是可怕的，她的生活内容不够广阔之后，就会把自己写“死”。于是剩下的，就只有臆想。
　　安妮便编造了一个又一个男人在“乔”的周围出现，卓扬、彼得、森、Ben、树，他们萍水相逢，但往往难以逃离情欲，仿佛对每一个“温暖和干净”的男人都可以有理所当然的性要求。然后很容易就得到了对方的满足。双方都很合拍地遵守自由的原则。这就是安妮小说中最大的矛盾之处：主人公看起来是注定一生追逐真爱的，没有爱宁可毁灭的，然而却又一次一次地轻易把情欲如随处可得的糖果般施与。在他们的眼中，压抑情欲是罪恶的，却又永远祈望着在“彼岸”的一个真正稳定的乌托邦。颇有某些南辕北辙的意味。
　　林南生与乔戏里戏外的雷同生活，包括同样对稳定软弱男人的放弃，都是安妮局限而无法提供新素材，新的故事点的明例。
　　安妮对生命本原的把握有偏好，也有很强的领悟穿透力，然而她的思维已经局限在为爱飘浪的小资女子的生命把握，仿佛生命只有这种模式。在不断的文字重复强化中，她对读者的刺激也不断弱化。甚至她也变得善良而琐碎起来，她不再像《告别薇安》集子中，不断地制造一个个残忍凄美的自杀画面，而是专注于日常生活的琐事描写，专注于对人群的灵魂解读——这当然是站在一个物质奢华，自由漂流的女子角度上来看。所以安妮也开始变“钝”了，那把直抵心底的匕首刺得太多，也开始“钝”了。
　　安妮的前言中，说她将离开上海去北京生活一段时间。她已经把上海写尽，更恰切地说是把她眼中的上海写尽。她需要去一个同样有白领，却和上海风格迥异的城市重新体验，这个城市最好的选择当然是北京。平民化的杂乱的广州在《彼岸花》中多次出现，安妮是不喜欢广州的。尽管那里也有白领，却生活得毫无优越感，混迹于个体的老板和上班一族之中。
　　安妮小说中的北方和北方人看起来总是老实的，伟岸的，却缺乏情趣。她或许未完全了解北京。她还不懂这城市在灰色掩盖下的阴桀，这城市不那么繁华的灯火下的暗流。冀望于粗糙的北京使她脱胎，坚持她一贯流畅和锋利的文字，而去除那些奶油搬腻味的品位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