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恐怕是自“鸿门宴”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因吃饭而写入史册的事件。

　　9月29日，北京拉斐特城堡酒店的一场晚宴，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做东，50位中国商界、慈善界人士出席。这场事先已经极度张扬的饭局，聚集了所有媒体的注意力。

　　和巴菲特吃饭，是投资者们趋之若鹜的事情。2010年的“巴菲特午餐”，就拍出了262万零6311美元的天价。

　　但天价的午餐变成免费的晚餐，超然的待遇却带给中国富豪们难以承受的尴尬。据主办方透露，本次晚宴原本邀请了100人，但有约50人由于时间安排上的冲突，不能接受邀请。

　　而外界对此普遍的猜测认为，这些缺席的富豪，是由于受到盖茨和巴菲特6月发起的“劝捐”行动的压力。今年6月中旬，盖茨和巴菲特率先在美国发出“捐赠承诺”，截至8月4日，共获得近40位资产超过10亿美元富豪捐出一半资产用于慈善的公开承诺。

　　中国的新富们刚开始听说要与美国的这两位超级富翁见面时都非常激动，可当国内媒体沸沸扬扬地一致认定，中国企业家如果不参加这个慈善晚宴，不当场捐钱就是件有辱国格人格的事之后，事情变得微妙起来。去，还是不去，这是一个问题。

　　无需讳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我国基尼系数已接近0.5，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富豪是一个刚刚诞生，但却尚未被正式认定的阶层。就像美国的强盗资本家时代一样，现在中国每年都会涌现出一些新的行业巨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富豪自身，还是我们社会，都还没有做好如何去面对这些巨额财富，如何去处置这些财富，如何将这些财富效能最大化的准备。

　　我赞赏裸捐的陈光标，他宣称：“当我们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把财富归还世界，让更多遭遇不幸和贫困的兄弟姐妹共享，更是一种高尚和伟大。”而紧随其后的冯军则说道：“孩子如果争气，你不需要给他留什么遗产;如果孩子不争气，给他留那么多钱不是在害他吗?”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财富是塑造家族荣耀的手段和保障，而儿女则是父辈的自然延续，也是天然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而在他们看来，财富只是暂时被社会赋予他们托管的资源，儿女在意识上、财务上是完全独立的个体。这标志着中国企业家们的思维方式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值得指出的是，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富豪多数属于“第一代富豪”，而且对绝大部分中国行业而言，产业集中度还有待加强，马太效应仍有积极的一面——能使社会财富被那些能够有效增值的人所管理。正如马云所说，“当你有一两千万元的时候钱就不再只有消费用途，变成了资本，你得想办法投资;当你有上亿元的时候，它就是社会资源，你就要替社会花好这些钱。”

　　我宁可相信，那些缺席晚宴的富豪们，正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与美国完善的委托资产管理制度相比，中国尚无一个能确保被委托资产健康增值的制度，也不具备这样的专业人才。民间的慈善行为还得不到法律体系的完善保护，企业家只做捐款并不是回馈社会的最佳方式。就目前的环境而言，企业家致力于将企业经营好，解决更多的就业问题，贡献合理的税收，才是最需要去履行的责任。

　　而作为非富豪的大多数，不应抱着要让富豪们个个裸捐以达到“均贫富”的幻想，而是应当意识到：“慈善”，应当是一个人对于整个人类和自然所应有的“慈爱天下，与人为善”的态度，和“不因善小而不为”的实践。

这恐怕是自“鸿门宴”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因吃饭而写入史册的事件。

　　9月29日，北京拉斐特城堡酒店的一场晚宴，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做东，50位中国商界、慈善界人士出席。这场事先已经极度张扬的饭局，聚集了所有媒体的注意力。

　　和巴菲特吃饭，是投资者们趋之若鹜的事情。2010年的“巴菲特午餐”，就拍出了262万零6311美元的天价。

　　但天价的午餐变成免费的晚餐，超然的待遇却带给中国富豪们难以承受的尴尬。据主办方透露，本次晚宴原本邀请了100人，但有约50人由于时间安排上的冲突，不能接受邀请。

　　而外界对此普遍的猜测认为，这些缺席的富豪，是由于受到盖茨和巴菲特6月发起的“劝捐”行动的压力。今年6月中旬，盖茨和巴菲特率先在美国发出“捐赠承诺”，截至8月4日，共获得近40位资产超过10亿美元富豪捐出一半资产用于慈善的公开承诺。

　　中国的新富们刚开始听说要与美国的这两位超级富翁见面时都非常激动，可当国内媒体沸沸扬扬地一致认定，中国企业家如果不参加这个慈善晚宴，不当场捐钱就是件有辱国格人格的事之后，事情变得微妙起来。去，还是不去，这是一个问题。

　　无需讳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我国基尼系数已接近0.5，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富豪是一个刚刚诞生，但却尚未被正式认定的阶层。就像美国的强盗资本家时代一样，现在中国每年都会涌现出一些新的行业巨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富豪自身，还是我们社会，都还没有做好如何去面对这些巨额财富，如何去处置这些财富，如何将这些财富效能最大化的准备。

　　我赞赏裸捐的陈光标，他宣称：“当我们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把财富归还世界，让更多遭遇不幸和贫困的兄弟姐妹共享，更是一种高尚和伟大。”而紧随其后的冯军则说道：“孩子如果争气，你不需要给他留什么遗产;如果孩子不争气，给他留那么多钱不是在害他吗?”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财富是塑造家族荣耀的手段和保障，而儿女则是父辈的自然延续，也是天然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而在他们看来，财富只是暂时被社会赋予他们托管的资源，儿女在意识上、财务上是完全独立的个体。这标志着中国企业家们的思维方式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值得指出的是，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富豪多数属于“第一代富豪”，而且对绝大部分中国行业而言，产业集中度还有待加强，马太效应仍有积极的一面——能使社会财富被那些能够有效增值的人所管理。正如马云所说，“当你有一两千万元的时候钱就不再只有消费用途，变成了资本，你得想办法投资;当你有上亿元的时候，它就是社会资源，你就要替社会花好这些钱。”

　　我宁可相信，那些缺席晚宴的富豪们，正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与美国完善的委托资产管理制度相比，中国尚无一个能确保被委托资产健康增值的制度，也不具备这样的专业人才。民间的慈善行为还得不到法律体系的完善保护，企业家只做捐款并不是回馈社会的最佳方式。就目前的环境而言，企业家致力于将企业经营好，解决更多的就业问题，贡献合理的税收，才是最需要去履行的责任。

　　而作为非富豪的大多数，不应抱着要让富豪们个个裸捐以达到“均贫富”的幻想，而是应当意识到：“慈善”，应当是一个人对于整个人类和自然所应有的“慈爱天下，与人为善”的态度，和“不因善小而不为”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