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辉煌后，现代主义在２０世纪下半叶突然被宣布“过时”了。本文分析了新保守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关于现代主义的四种不同的理论（或四种不同的言路），意在表明现代主义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后现代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宣布现代主义的下课，不仅为时过早，而且过于草率。作者坚持由康德－韦伯－哈贝马斯所奠定的现代主义思想传统，认为现代主义的潜力在遭到后现代主义的攻击后，不仅没有终结，反而显出更顽强的生命力。
［关键词］现代主义 新保守主义 新马克思主义 后现代主义 新自由主义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特别是文学与艺术界，兴起了一种被称作“后现代主义”的思潮。这一思潮在上个世纪最后１０年也在中国学术界与文艺界流行开来。但是，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很难得到界定的术语。一个定义得较好的“后现代主义”概念取决于如何界定“现代主义”与“后”。因此，在人们就什么是现代主义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之前，很难有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后现代主义概念。但是，人们已经惊讶地发现，原来现代主义也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词。
瓦尔特•戈伯斯（Walter Gobbers）在发现了以下两个事实后感到惊讶与不安：一方面，现代主义对２０世纪的文学与艺术至关重要，这一点谁也无法加以否定；另一方面，最近半个世纪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与出版物仍然远远不能令人满意。1《现代主义概念》一书的作者埃斯坦森（Eysteinsson）就坦言：“现代主义是一个让人最无法容忍的含混不清的词”。2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现代主义的政治》一书的编者也感到有必要指出现代主义“是所有主要的艺术－历史‘主义’或概念中最令人灰心、最没有特点、最难以处理并且最不能确定时期的”。3在什么意义上，这一术语可以是一个时间的或一个品质的范畴？在何种程度上，它可以指一个时代的精神、一种精神气质或是心灵的基本结构？抑或它是指一种文学与艺术趋势、一种文学与艺术运动或是一个时期的风格？所有这些问题似乎都还没有定论。4
现代主义的概念也可以被狭隘化。在英美，现代主义是指艾略特、伍尔芙与乔伊斯所代表的文学运动，或是塞尚、马蒂斯与毕加索所代表的艺术运动。这样一来，现代主义的起始日期就可以在１８５０－１９１５年之间进行选择。而它的结束期——它已经结束了吗？——则在哪怕是宣布现代主义已经结束的后现代主义那里也是高度不确定的。5
尽管有这些困难，人们在某些问题上还是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例如，大多数作者认为现代主义必须被置于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加以观照，最重要的是要置于由工业化、城市化、大众化与技术进步主宰并推动的高度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背景中。再则，人们也基本同意，围绕着现代主义的精神气候是模棱两可的：它首先由于人类似乎正在获得的动能的与不断敞开的无穷景观而狂喜，同时也由于越来越尖锐地感受到（精神的）人类与（技术的）文明之间的矛盾而感到沮丧、可怕和异化。6
现代主义的这种二重性极其重要。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布雷德伯里与麦克法兰在其著名的论集中提出了一个多元主义的现代主义概念。在他们看来，现代主义的这种多元主义可以直接追溯到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的对立。7这样一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对其他对立面获得一种更有意义的读解：浪漫主义的否定冲动与其他肯定冲动并列，非理性与理性主义擦肩而过，狄奥尼修斯原则与阿波罗原则同存，前卫艺术趋势与其他更古典性的趋势共处，虚无主义与建构主义、混乱与秩序、革命原则与保守主义相反相成，等等。
由于“现代主义”概念及其所指的复杂性，迄今也没有得出一个普遍公认的现代主义定义（尽管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因此，对现代主义美学与批评理论的认识，需要从不同的角度着手，区分不同的言路。这是我们厘清种种表面的矛盾及其混乱，从而走向对它真正本质的认识的第一步。
１.新保守主义言路：以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为例
在西方学术界具有崇高威望的丹尼尔•贝尔，对现代主义的看法代表了许多人的观点。贝尔认为，在发达的西方社会中出现的危机，可以追溯到文化的现代性与经济和行政系统的要求（或社会的现代化）之间的冲突。现代文学与艺术被假想为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价值中并因此以现代主义精神污染了生活世界。在他的写作中，现代文化被指责为释放了与经济生活的理性纪律不相容的快乐主义动机，并瓦解了社会的道德织体。他指出，现代主义再现了一种诱惑力量，提高了不加限制的自我实现原则的统治，对本真的自我体验的要求，过分膨胀的感性的主观主义，以及快乐主义动机的大解放。而这种动机与专业生活所需的纪律并不相容，也与一般生活的目的理性模式的道德基础并不相容。
为了反对由文化的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的道德沦丧，贝尔寻求一种宗教的复活，这种复活被假定能够恢复对传统、权威与日常生活的规矩的信念。8但是，正如哈贝马斯精辟地指出的那样，新保守主义在理解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的现代化的关系时把问题搞混了。它将所有那些病理的或功能紊乱的综合症，例如快乐主义、自恋、缺乏社会同一性、从地位与成就的竞争中撤离，这些在现实中是经济与社会的成功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产物，当作了文化现代性的产物。对工作、消费、成就与休闲的变化了的态度深深地植根于对社会的现代化的过程的反抗之中。因为，事实的情况是，一个由金钱与权力操纵的不断扩张的经济王国与一个官僚化的国家的系统性的律令，业已深刻地渗透进了生活世界的交往的基础结构，并危及文化再生产、社会一体化与个性社会化的过程。文化意义的丧失、社会的失范与个性疾患的综合症，及其反抗的动力，来自对与生活世界对立的经济与国家的殖民化压力做出的反应。但是，新保守主义的教条正好将我们的注意力从这样的社会过程中分开：他们将他们所不知道的原因，投射到了颠覆性的文化及其鼓吹者身上。9因此，新保守主义的错位在于，他们将一种或多或少已经取得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现代化的负担与不受欢迎之处，错误地转嫁到文化的现代性之上。新保守主义模糊了它所欢迎的社会现代化过程与它所抱怨的动机危机之间的关系，并且未能揭示对工作、消费习惯、要求的水平以及对休闲的强调的业已改变了态度的社会结构上的原因。
２.新马克思主义言路：卢卡奇、威廉斯、詹明信与拉尔森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的卢卡奇，基本上将现代主义视为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因其没落腐朽而不具历史合法性。他黑名单上的现代主义代表是卡夫卡。卡夫卡在他的眼中是绝望扭曲堕落无聊的代名词。他还认为以托马斯•曼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虽然达不到无产阶级革命性的高度，但是比卡夫卡已经好多了。在他的心目中代表最高革命性与先进性（并且当然具备历史合法性）的则是以高尔基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0
人们对卢卡奇的迂腐可能会十分不耐烦，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们却不能无视他在文艺理论界几乎无处不在的影响力。他的观点可能失之简单，或很容易被简单化地加以处理。然而，视现代主义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在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史上可谓绵延不绝。11在晚近的学术界，值得一提还有尼尔•拉尔森（Neil Larsen）。在此人的一部很具煽动性的著作《现代主义与霸权：审美中介的唯物主义批判》中，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性被提到了最新的高度。他说，《现代主义与霸权》在最广义，也是最示意性的意义上，将高度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读解为一种意识形态（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倒置的概念）。此书的基本论题是，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由审美领域主宰，却并不局限于审美领域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历史性的客观的“再现中的危机”的倒置（“颠倒了的意识”）。而这一危机，是在１９世纪，特别是在导向从“古典的”自由市场向垄断／国家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转型期的资本本身的现代化的结果。现代主义就是从这一危机中起源的——它倒过来又抓住了再现，把它当作一种内在的、位于一种纯粹的概念运作中的虚假性——并倒置了它。再现中的（in）危机于是成了一种再现的（of）危机：再现不再“有效”，不再能提供主体任何进入客观的手段。12拉尔森的意思是，在从自由资本主义（个体、私企资本主义）向垄断（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中，社会高度复杂化了，同时阶级的划分也不复工人与资产阶级这样的一清二楚的阵营，而是“国家”这种抽象。它的最大后果便是历史主体性的缺失。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已经看不到历史主体，他们已经不可能像Ｔ•Ｊ•克拉克笔下的库尔贝（Courbet）那样再现一种完整的历史图像。13于是，出现了再现中的危机（crisis in representation）。然而，现代主义文学家与艺术家由于认识不到事情的本质，倒过来将这一“再现中的危机”误认为是“再现的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于是他们宣布“再现已不可能”：文学与艺术从此决定性地走向了抽象与表现。拉尔森的这种理解可能部分地解释了高度现代主义在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从具像到抽象的演变。但是，正如所有新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的同样的问题，这种解释仍然陷于还原论（reductionist）的泥潭。将文学与艺术理解成所谓历史主体的精神显现，或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现实的倒置的显现，不可避免地简化了事实真相。事实上，对现代主义的理解，不能只着眼于高度现代主义，因为，现代主义的整个幅度（始于浪漫主义直至未来），不能被还原为高度现代主义；即便在高度现代主义中，再现也仍然是一个基本主题（正如人们一再争论的卡夫卡问题：卡夫卡噩梦般的小说世界，是一种更真实的再现？还是对现实的扭曲变形乃至颠倒？）说到底，现代主义的核心问题不是再现抑或表现、具像还是抽象问题，而是现代主义与现代性的相互建构与彼此制约问题。至于再现还是表现、具像还是抽象，不过是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建构”的全部丰富性的某些极其狭隘的手段而已。
３.后现代主义言路
后现代主义也提供了认识现代主义的一种思路。人们对“后现代主义”一词的定义似乎十分不同，但是用这一术语来描述文学与艺术（以及从城市规划到生态保护的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中近来的发展，暗示着一个广泛的信念，即感性中的一种连贯的变化标示出我们的时代并把它从先前的“现代主义”中区分出来。14“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只有到７０年代中期才流行起来，然后被回溯到十年前，意在将从波普艺术（Pop Art）到概念艺术（Conceptual Art）这些似乎挑战形式主义美学与反叛现代主义不断走向纯粹抽象的艺术运动归入同一范畴。最广义的后现代主义定义于是成了：６０、７０与８０年代的非抽象艺术与回归叙事的文学。
在影响深远的、来自与后现代主义认同的文学家与批评家的理论文献中，这一术语已经获得了一套更加特殊的意义，与其他术语循环出现：意指（signification）、挪用（appreciation）、作者（authorship）、解构（deconstruction）、话语（discourse）与意识形态（ideology）。尽可能简洁地说，后现代主义挑战现代主义对艺术自主的确信。后现代主义视再现与现实是重叠的，因为再现的成规或语言（“意指过程”）是习得的与被内化的，所以我们把它们当作现实来经验。特别是在一个电视与其他大众传媒在确立人类意识方面扮演了如此重要角色的时代，我们感知为真实的东西，被显示为总是呈现在再现中，并通过再现加以过滤。术语“影像”（simulacrum）——一个引自法国哲学家让•博德里亚尔（Jean Baudrillard）的词——经常被用来指称这种将再现当作现实的观念。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我们能做或能说的东西无所谓真正的“原创性”（或“源始”、“真迹”），因为我们的思想来自我们一生的再现经验，因此想象一件作品的作者发明了它的形式或控制了它的意义是天真的。后现代主义不再假装拥有一种权威的原创性，而是关注图像与符号（或“能指”）的转移或失去其意义的方式，当它们被置于不同的语境中（“挪用”），从而显示（“解构”）意义被建构出来的过程。由于没有一套能指，从艺术到广告，是原始的，一切便都在生产或解释它们的那种文化的意识形态中得到暗示（而意识形态本身又是语言模式或再现模式，因此，是“话语”）。15
各种身份运动是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某些理论认为一种有关某种身份的新意识是后现代时期的突出特征。安德雷•胡伊森（Andreas Huyssen）曾经勾勒了四种身份（他称之为“迹象”），乃是“并且将是未来构成后现代文化的东西”：民族身份、性身份、环境身份与人种身份。胡伊森的分析超出了文学与艺术的范围，扩及一般文化，但是很容易从中看出，他的观察例证了环境艺术与女性艺术的兴起，或是有关性、人种与各族身份的表现的时兴。这种对特殊身份的强调，挑战了形式主义者对超验的或普遍的艺术的信念。16
简言之，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但是，后现代主义的攻击基本上建立在对现代主义的一个致命的曲解上；他们认为现代主义提倡艺术自主或纯粹的形式主义与价值不涉。17例如，在布莱恩•威利斯（Brain Wallis）的著名后现代主义论集中，他指出“现代主义的假设是：批评可以是并且应该是价值不涉的（value-free）。威利斯接着指出，现代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个伟大梦想，一种理想化了的意识形态，它将它的信念置于进步与寻求创建一种新的秩序之上。经过整整一个世纪自觉的实验运动，现代主义取得了统治地位。18但是，与所有鼓吹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一样，威利斯在承认现代主义的强大历史作用的同时，也不会忘记顺便攻击一一下现代主义，并宣告它的穷途末路。他说：“今天，现代主义已经耗尽了它的能量；曾经具有挑衅性的与愤怒的作品，如今已经躺在了它们曾经加以威胁与攻击的文化体制的坟墓里。毕加索、乔伊斯、劳伦斯、布莱希特、波洛克与萨特已经成了我们时代的经典。”19
而在威利斯看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的文学与艺术及批评理论的核心目标，一直是拆除现代主义的独断的神话，及其有关伟大思想与伟大大师的压迫性的进步观。当占领导地位的晚期现代主义的文化产品——抽象表现主义、新小说、存在主义、前卫电影、新批评——被逐渐地排斥在一边后，它们逐步为特别反对现代主义理念的艺术形式与批评模式所取代。整个６０与７０年代的艺术作品挑衅性地从清楚地得到界定的现代主义的审美范畴中叛离出来。现代主义艺术僵硬的结构形式中这种逐渐转换或变化，并没有导向另一种风格，而是导向一种全新的、建立在别的批评假设之上的艺术概念。20
这个批评的假设就是：现代主义的前提是错误的；我们已经来到了后现代。对于这个现代主义的基本假设，不同的后现代主义强调的重心虽然不同，但大致说来，其攻击目标直接针对现代主义的所谓教条：即精英主义、形式主义、纯粹性与原创性的神话。认真说起来，这些指控没有一条是经得住拷问的。21
４.新自由主义言路：哈贝马斯22
显然，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复杂态度。正如卡林奈斯库最近指出的那样，“现代性”是一个更为广泛也更为中性的词，“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性的美学，则涉及对于现代性的特殊的、经常是含混的态度：既是欢迎的态度，也是反抗的态度；它还涉及一种对于传统的特殊态度：既是拒斥的，也是渴慕的。23
另一位杰出的美学家阿恩特•贝尔曼（Ant Berman）对现代主义也有一个简洁而又美丽的定义：“现代主义”是位于现代性内部的审美运动的名字，它将自己视为反对现代性的某种负面要素——例如没有能力生长出一个令人满意的与公平的社会，尽管它曾经这样许诺过；或者说，现代主义充分地将审美经验解释为价值的一种导向或一种认可，正如浪漫主义曾经做过的那样。于是，在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甚至是不可兼容的紧张，尽管现代主义位于现代性之中。24
贝尔曼进一步指出，艺术之为对真理的洞见的重要性，这一出现在康德、德国理想主义25（如谢林）与浪漫主义当中的观念，是对一个已经存在了２００多年的基本问题的解决的结果。人们一度相信，理性、逻辑与科学可以与神学的与宗教的沉思相兼容。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哲学家们据信已找到了一种妥协办法；因此１７、１８世纪的理性主义者与神学家也应该寻找这样一种妥协。到１８世纪末，当宗教思想与世俗思想已经充分地分离，而两者之间的妥协似乎已是不可能的时候，“艺术”被天才地置于这两者之间：这就是美学的起源。26
正是康德、德国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开启了现代主义的思想空间。任何对现代主义的讨论都必须追溯到这个令人敬畏的起点。唯当现代主义被视为对现代性的审美反思与批判时，现代主义才不至于被理解成一种单纯的风格或文学与艺术运动（因为是一种风格或文学与艺术运动，因此，与一切风格与艺术运动一样，它总会过时）。也只有在现代性这一更广阔的上下文中，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争才获得了一个更为具体的语境（除非现代性已经终结，否则人们就无法相信正是对现代性做出审美反思与批判的现代主义也已经终结）。因提出一种深刻而独到的前卫艺术理论的彼得•贝格尔（Peter Burger）经常被用来攻击现代主义（因为“历史前卫艺术”本质上是对现代主义自主原则的反叛，他本人也出过一部名为《现代主义的衰落》的集子），但是，正是他向我们提出了如下警告：“一个时代的概念（即所谓的‘后现代’）甚至在这个问题提出之前，更不用说回答之前，就被引入进来：我们的社会发生了何种决定性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否已经需要确立一个新时代的边界。何况，‘后现代’这一术语有一个弱点，它只是抽象地命名了一个时代。还有一个更为致命的缺点是，尽管与１９世纪下半叶相比，经济、技术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仍然保持一样：私人资本对集体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剥削。西欧的社会民主制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尽管政府干涉经济事务的意义不断增长，追求最大利润仍是社会生产的驱动力。因此，我们在解释当下变化时务须小心谨慎，而不能幼稚地把它们估价为划时代的转变的迹象。”27
他接着指出，即使是在文学与艺术中，谈论“后现代”也有着与“后现代”的社会概念一样的缺点。这种做法从少许几个不错的观察，就幼稚地提出一个划时代的开端的概念，事实上这个概念却只能抽象地有所暗示，因为具体的界定显然失败了。当然，贝格尔也承认，尽管对“后现代”概念有这些总的反对意见，要否定最近２０年来审美感性上发生的变化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贝格尔的问题是：这是与政治新保守主义相随的文化现象，因此需要从一种一贯的现代立场加以批判？还是，这样一种没有含混的政治分类是不可能确定的，上述变化迫使我们描绘出一幅甚至比阿多诺曾经描绘过的更为复杂的文学与艺术现代性的图画？28贝格尔本人的答案显然选择了后者。而我们知道，还有一些思想家，虽然分享了贝格尔试图描绘一幅更为复杂（更少简单化）的文学与艺术现代性的图画的苦心，仍然选择了贝格尔所说的“从一种一贯的现代立场”对新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同盟做出批判的立场。我们知道，其中最著名者就是德国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众所周知，哈贝马斯的划时代论文《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的宣读，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泛滥中竖起了一道分水岭，从此，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争被导入了对现代性问题的重新界定的轨道。在这篇里程碑式的杰作中，哈贝马斯首先标出了论敌的基本主题，即“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通过德国媒体之口，被概括在这样一个口号里：“后现代性以一种反现代性的形式决定性地提呈了自己。”29而哈贝马斯的基本论题也立刻表明在如下诘问中：现代性真的如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已经“过时”了吗？抑或被广泛地呼唤为后现代性的到来本身只是个“假冒”？“后现代”难道不是一个得自１９世纪中叶以来，文化的现代性在对现代性本身做出回应时所激发出来的那种情感态度的一个口号吗？30哈贝马斯的全部出发点，就是要证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所作的终结宣告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假冒伪劣。为什么？因为后现代主义，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乃是文化现代性对于现代性本身自始就表现出来的那种批判态度的一种更加激进化的姿态而已！
通过在社会的现代化与文化的现代性之间做出区分，以及通过显示前者如何应当对那些被错误地归咎于后者的病理学上的综合症负责，哈贝马斯就能反驳现代性的新保守主义批评者们的断言。与时同时，他还能对导源于文化的现代性本身的领域内的那些病理做出更好的诊断。他认为，当社会的现代化以目的行为的亚系统的越来越自主为特征（这一亚系统受到金钱与权力的媒介的操纵）时，文化的现代性则以文化的诸价值领域（科学、道德与文学与艺术）的不断增长的分化为特征。这些分化了的价值领域已经成为专业话语（例如科学理论、道德与法理学理论，以及美学理论和文学与艺术批评理论）的对象，并成为专家文化的禁猎区。专家文化从业余人员的日常理解中精英主义地分离出来，以及传统的无情侵蚀，产生了某些文化病理现象，哈贝马斯用“荒芜”与“文化贫困”的这两个关键词加以描述。面对文化现代性的困境，一些批评家已经决定，通过建议要么回到前现代性（德国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国的某些形式的社群主义），要么跳进一种技术专家论的后现代性（新保守主义），要么逃入反现代性（哲学家如尼采、海德格尔、巴塔耶、福柯与德里达），从而放弃整个现代性方案。哈贝马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早已意识到了文化现代性本身也产生了它自己的困境。而那些急于宣布后现代性，那些提议回到前现代性，或是彻底否定现代性的知识分子立场，都诉诸这些困境。因此，除了社会现代化的成问题的社会后果外，对现代性方案的某些怀疑或绝望也来自文化发展的内部，这一点也是确实的。这就是哈贝马斯要提出现代性的启蒙方案，以及人们是如何逐渐偏离这一方案的原因。
在《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中，以及更广泛地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哈贝马斯为保持对现代性方案的承诺，提供了许多有力的论辩。31他也深深地意识到现代性的扭曲、困难与病理，但是，通过以他自己的术语与现代性遭遇，而不是逃进前现代的传统的怀乡症，或是热情地拥抱一种后现代性的专家治国论，或是激发一种反现代的理性的“他者”观念，哈贝马斯就可以希望赎回现代性的未竞的承诺。这一工作可谓艰苦卓绝，我们可以分几个步骤观察哈贝马斯的整个论辩。
第一步：哈贝马斯首先勾勒了韦伯所描述的启蒙现代性方案。32韦伯以实体的理性（区别于形式的理性）的分立来刻画文化的现代性特征。这些实体的理性原先被统一地表达在宗教与形而上学世界观之中，现在却分裂为三个各别的时刻，它们只在形式上相关（即通过论辩的正当化的形式）。只要世界观已经分裂，而它们的传统的问题也已经分别在真理、规范的正确性以及本真性或美的各个不同的视角中分裂，并且可以被相应地当作知识、正义或趣味的问题逐个加以处理，那么，现代阶段的科学、道德与文学艺术的价值领域的分化才产生了。因此，科学话语、道德和法律探索、文学与艺术生产与批评实践现在才在相应的文化系统内被体制化为各种专家关心的问题。而在各个个案中，根据有效性的单纯抽象的考虑，对文化遗产所作的这种专业化处理，注定会发现内在于认知－工具的、道德－实践的和审美－表现的知识丛结的各个自主结构。从那时起，科学与知识、道德与法律，以及文学与艺术及批评的内在的历史（internal history）也诞生了。尽管这些并不表示线性的发展，它们却构成了学习过程。换言之，它们已经被纳入人们成长过程（同时就是学习过程）中，并且内化于人们的个性形成之中。但这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即文化的分化问题。33
另一个方面，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专家文化与一般大众之间的距离也加剧了。文化领域通过专门化的处理和反思所获得的东西，并不自动地进入日常实践的过程。因为随着文化的理性化，生活世界（一旦其传统的实体性被解除了价值）就会变得贫困化。由１８世纪的启蒙哲学家构想出来的现代性方案，存在于客观化的科学、道德与法律的普遍基础，以及自主文学与艺术的，各按其内在逻辑的无情的发展之中。这种发展导致了各种专业的分类，并严重地影响了人格的形成。
哈贝马斯指出，尽管人们对启蒙现代性的理想越来越不信任了，但是问题依然存在着：我们应该继续紧紧地抓住启蒙思想的基本意图，不管它们已经多么支离破碎，还是应该放弃现代性的整个方案？34
第二步：重述康德对审美自主的论述。康德是公认的审美领域的相对独立的哲学奠基者之一。这一审美领域与科学领域与道德领域十分不同。康德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论证审美领域的区别性特征。他的出发点是分析对趣味的判断，这当然会导向某种主观的东西，比方说想象力的自由游戏之类，但是，审美判断也不仅仅只是个人喜好，因为它被导向某种毋宁说是主体间的同意的东西。美，当然只与事物的显相（或再现，representation）有关，正如趣味判断只能指对某一对象的心灵再现与愉快或不快的感受之间的关系一样。只有在外观的媒介（medium of semblance）中，一个对象才能被感知为一审美对象。并且只有作为一种虚构的对象，它才能作用于我们的感性，并成功地呈现避开客观化思想与道德判断的概念特征的东西。康德描述了通过再现官能的游戏产生的心智状态，这种心智状态是被当作一种无利害关系的快感而审美地激活的。一部作品的品质因此取决于与我们生活的实践关系的任何可能的联系的独立。35
哈贝马斯对康德的审美领域的相对自主的论述，只是一个过渡性步骤，其目的只是为了进一步分析历史前卫艺术对高度现代主义的自主性的颠覆企图，以及这种企图是如何失败的，并且这种失败是如何例证了其他两大领域（分别是科学知识与道德法律）那种头疼治头、脚疼治脚的方案的失败。
第三步：揭示文化的虚假否定。也就是揭示以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对过分专家化的文化（高深莫测的精英现代主义）的否定是虚假的否定。为什么？因为，达达主义与超现实主义越来越不满文学艺术与生活的分离，他们试图将文学与艺术重新整合进生活世界。然而，哈贝马斯指出，所有尝试在文学艺术与生活、虚构与实践、幻觉与现实之间的分裂中架设桥梁的努力，以及消除文学艺术产品与有用的物体、某种被生产出来的东西与某种被发现的东西、前中介的构形（premediatated configuration）与自发的冲动之间的差别，以及试图通过宣布一切皆艺术、人人都是艺术家来消除一切标准，并把审美判断等同于主观体验的表述：所有这一切，在今天看来，都只是“胡闹的实验”（nonsense experiments）！36因此，可以断定达达主义与超现实主义试图通过否定高度现代主义的专家文化，使文学与艺术重返生活的这一举动失败了。
哈贝马斯并没有完全否定这一失败的尝试的意义。这一尝试的意义就在于，它毕竟是对文化现代性的内在危机的一种解决方法。它的意义还在于，“历史前卫艺术”（借用彼得•贝格尔的术语）典型地代表了２０世纪对现代性种种危机的那种头疼治头、脚疼治脚的方法的失败。与针对文学与艺术中的专家化（高度现代主义）的前卫艺术对策相应的还有：针对科学与知识的专家化，人们提出了两个极端的回应：或者是专家治国论，或者是绿色生态运动——因为只有专家懂得怎么控制那些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的科技能量，也因为只有绿色生态观才能遏止科学技术的无休止膨胀；37针对道德与法律的专家化，人们也提出了两种极端的解决办法：要么是彻底的条法主义，要么是原教旨主义。38但是，哈贝马斯指出，它们都失败了。因此，必然的是，哈贝马斯走向了这一方案的最后一步。
第四步：提出文化的虚假否定的替代方案。哈贝马斯指出，如果人们从前卫艺术这一文化的虚假否定中能学到什么东西，那么，人们或许至少可以建议一种可能的避免文化现代性的困境的出路。哈贝马斯指出，现代主义艺术与批评的主要问题：作为专家文化，它们与日常生活实践相脱离。其解决办法不是单方面地想要人为地将艺术重新整合进生活，如前卫艺术所做的那样，而必须是一种系统的解决办法。这一系统的解决办法一方面涉及科学、道德与艺术诸领域的专家文化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另一方面涉及各个领域本身与日常生活实践领域的重新联结。而其前提又取决于两个层面的转换：在社会学的层面，出路在于从工具理性向交往理性的转换；在哲学层面，出路在从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向主体间性哲学（或语言哲学）的转换。39他相信，现代性的问题，唯有通过保护并扩展对抗经济与国家的系统律令的交往的理性领域（也就是说，通过颠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以及通过重新将分化了的科学、道德与艺术领域及其相应的专家文化，与生活世界的交往实践相联系（也就是说，通过消除文化的贫困化），以一种卓有成效的方式加以解决。40
哈贝马斯的意义在于：赋予康德－韦伯思想的德国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以新的生命，并且在回应后现代主义，特别是法国后结构主义的思潮中发挥了划时代的作用。８０与９０年代西方哲学、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一个主题，可以被概括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争。从此，后现代主义不再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东西。而哈贝马斯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问题导入现代性的广阔视野；在他之前，现代主义经常被当作一种单纯的风格或运动，在他之后，人们才认识到，现代主义其实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回应。因此，如果说现代性尚是一项未完成的方案，那么，现代主义当然还有未竞的使命。新保守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所作的下课宣告不仅为时过早，而且过于匆忙与草率了。
［注释］
1 Walter Gobbers, “Modernism, Modernity, Avant-Garde: A Bilingual Introduction”, in C. Berg, F. Durieux & G. Lernou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Modernism and Modernity in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5.
2 Eysteinsson, The Concept of Modernism, p.1; Quotation from Gobbers, p.3.
3 Raymond Williams, 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 Against New Conformist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89, p.3; 中译文参威廉斯：《现代主义政治》，阎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版，第６页。
4 See Calinescu,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86.
5参佛克马、伯顿斯：《走向后现代主义》，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6 R. Williams, 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 p.43；中译文，参《现代主义的政治》，第６４页。
7参布雷德伯里、麦克法兰：《现代主义》，胡家峦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8参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版。
9 Habermas, “Modernity: An Unfinished Project,” in M. P. d’Entreves & S. Benhabib, Habermas and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Modernity: Critical Essays on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7, p.44ff. 收在这部文集中的哈氏之作是该文的第一个完整的英译本，读者将会注意到在中文中流传的是依据收在Foster所编的《反美学：后现代文化论集》中的一个节译本翻译的，见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10 参卢卡奇等：《表现主义论争》，张黎编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并参本书第十章中阿多诺对卢卡奇的批评的详细分析。一个有趣的插曲是，据说这位坚决捍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被苏联当局押往监狱的途中，突然想起卡夫卡《审判》中的“Ｋ”，这才明白卡夫卡才是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者。
11人们或许应当提到雷蒙德•威廉斯与弗里德里克•詹明信。前者在《现代主义的政治》中表达了对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一如既往的强调，此书的新意在于其副标题：反对新的遵奉派。他所说的新遵奉派指的就是伊格尔顿最近指出的“后现代主义”肯定现实的倾向。参Raymond Williams, 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
Against New Conformist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89；中译文参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阎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版。而詹明信在其《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提出了一种社会阶段论与文化逻辑的对应论：现实主义对应于自由资本主义（或前期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对应于垄断资本主义（或高度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应于晚期资本主义。参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版，特别是４８４－４８５页等处。
12 Neil Larsen, Modernism and Hegemony: A Materialist Critique of Aesthetic Agenc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0, pp.xxiii-xxiv.
13参T. J. Clark, The Absolute Bourgeois: Artists and Politics in France, 1848-1851, London &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1973; Image of the People: Gustave Courbet and the 1848 Revolution, London &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1973.
14 Christopher Reed, Postmodernism and the Art of Identity, in Nikos Stangos ed., Concepts of Modern Art: From Fauvism to Postmodernism, London &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1994, pp.271-293.
15 Ibid., p.272.
16 参Andras Huyssen, After the Great Divide: Modernism, Mass Culture, Postmodernism,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58ff.
17 只需指出波德莱尔关于现代主义批评的“党派原则”，即可表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价值不涉的指控就是错误的。参拙著：《无边的现代主义》“导论”及“结论”。
18 下文将要指出威利斯这种将现代主义界定为“工业资本主义的理想”是一个何等致命的错误。因为，我们要特别指出：现代主义还是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批判！国内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主义所作的死亡宣告，往往建立在这一错误的判断上。
19 Brian Wallis, ed., Art After Modernism: Rethinking Representation, Boston: Godine, 1984, p.xii.
20 Ibid., p.xiii.
21 我在《无边的现代主义》的“导论”、第八章、“结论”中详尽地驳斥了后现代主义的这些指控。
22 将哈贝马斯归入新自由主义可能会引起争议。但是，考虑到哈氏晚近离新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离康德与韦伯的德国自由主义传统却越来越近，本文作者的做法就可以理解了。哈氏将自己与当代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罗尔斯的论战称为“内部之争”，即是明证。关于哈贝马斯与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距离，以及向新自由主义的“投怀送抱”，参拙著：《透支的想象》“导论”及第九章，学术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23 Matei Calinescu, Modernity, Modernism, Modernization: Variations on Modern Themes, in C. Berg, F. Durieux & G. Lernou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Modernism and Modernity in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5, p.33.
24 Ant Berman, Preface to Modernism, Urbana &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4, p.viii
25 German Idealism, 此词不作通常所作的“德国唯心主义”，而作“德国理想主义”解，乃基于这一思想传统与柏拉图理念说的关系，惟当此词被用来指称“人类历史乃是被把握在哲学史当中的精神”这种黑格尔式的思想时，才解为“唯心主义”。
26 Ibid., pp.viii-ix.
27 Peter Burger, The Decline of Modernism, trans., Nicholas Walk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pp.32-33.
28 Ibid., p.33.
29 Habermas, “Modernity: An Unfinished Project,” p.38.
30 Ibid., pp.38-39.
31 See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welve Lectures, trans, F. Lawr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对此书的讨论，详见拙著《透支的想象：现代性哲学引论》，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特别是第九章“哈贝马斯与现代性哲学的重构”。
32 哈贝马斯对韦伯的重述，最详尽的文本，当然要数他的两卷本巨著《交往行为理论》，蔺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二卷。这一重述的要旨在于：赋予在韦伯那里是客观社会学的事实陈述的东西以规范基础。即在韦伯的观察中属于现代社会的理性化所致的“意义的失落”（Loss of meaning）与“自由的丧失”（Loss of freedom），在哈贝马斯那里是“生活世界”被以金钱和权力为媒介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官僚化了的行政国家这两大“系统”“殖民化”的结果。学术界对哈贝马斯的解释所在皆是，但是，迄今为止较好的解释却为数甚少，中文语境中较佳的阐释与理解，可参张博树：《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特别是“第一编：现代性及超越：哈贝马斯研究”，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１４６页。
33 Habermas, “Modernity: The Unfinished Project”, pp.44-45.
34 Ibid. pp.45-46.
35 Ibid., p.47.
36 Ibid., p.49.
37 哈贝马斯关于专家治国论与绿色生态运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代性的问题的论述，参《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等译，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亦可参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hpt.11中的有关论述。
38 哈贝马斯关于条法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代性的问题的论述，特别参见他的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trans. William Rehg, Polity Press, 1996.
39关于两个转换的论述，特别参见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hpts.11-12.
40 Habermas, “Modernity: an Unfinished Project”, pp.52-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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