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建筑小史－－序


　　说起来实在是很抱歉，本来很早就答应了一位朋友写一点关于西方建筑史的东西的。但一来是比较忙，二来是开始动笔之后才发现恐怕按以往写文章的方式很难取得想要的效果，所以就一直搁了起来。写西方建筑史的难度在于时间的跨度太大，而风格的流变太多。这一点和我们中国的建筑是很不一样的。从汉代的砖石画上我们就能发现那时的建筑形式已和明清时差别不大。宫殿、亭台、楼阁，这些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占主导地位的样式至少在汉代已经都有了。要说后世的重大创新可能只有南北朝时从印度引进的塔。而各朝代建筑的风格至多是在结构细节和装饰上有些变化，比如说斗拱，比如说屋顶，比如说飞檐等等。就整体的风格而言，中国的古建筑一直注重延续一种传统，而没有特意去改变它。中轴对称的布局可能在周代就已经确定下来了。现在中国建筑界引以为豪的园林建筑，其风格的确定也远在宋代。像西方建筑那样能比较容易地看出大致的建造时间在中国几乎是办不到的。打个比方：如果在一部中国的影视剧中，布景师误将唐代的建筑放进发生在汉朝的故事里，除了专门学中国建筑的人之外，普通观众恐怕是看不出什么问题的；但如果一个西方布景师将巴洛克时代的建筑放在中世纪的故事里，那么看出有问题的人就多得多了。

　　正是因为西方建筑的形式和风格的演变太复杂，所以想写得简单就很难。再者，建筑从设计上来说是艺术的一部分。让我们看艺术史，讲到某种风格时作者总要提出一些代表性的艺术家及其代表作品，否则就讲不清楚，读者也很难领会作者的意思。写建筑史看来也不得不这么做。而从实施的方面来说，建筑又是工程技术的一部分。无论多么奇妙的设计，造不出来总是白费。能造出来还不算，还要坚固耐用，而且不能太贵。这些都有赖技术的进步。所以，建筑史就不光是艺术史，也是技术史，想写得简单就更难了。




　　这倒提示了我。建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似乎只有它是将一种文化的最基本的两个要素――哲学（这里包括宗教和审美）和科技，结合在了一起。阅读建筑是了解一种文化最直接的方式。不过也正因为建筑是二元的结合，可能也是最难阅读的。




　　所以虽然复杂，我还是想试试。我希望能介绍得详细一点，但限于个人学识有限，但不敢说全面，所以仍旧是“小史”。
　是为序。

建筑，说到源头就是洞与穴。（请不要将这两者看成一回事。）现代考古学告诉我们从旧石器时代起人类开始有定居的习惯。那时能够提供人类栖息的地方只有大自然提供的山洞。北京猿人的化石、山顶洞人的化石、以及其它很多猿人，包括最早发现然而至今身世不明的尼安德特人的化石，都是在山洞中发现的。考虑到在平原以及其它地形发现的化石数量远少于在山洞中发现的，我们有理由说至少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原始人就是生活在山洞中的。




　　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有计划地改造山洞，让它不再纯然是大自然的产物，开始有了人类自己的印记。最有名的证据就是法国等地一些山洞中发现的原始人的壁画。这些就是最原始的“装饰”。人类的创造力从此开始显现。




　　这些有审美功能的山洞，不再仅仅是一个庇护所，而是人与动物间的分水岭。要知道，有些动物也自己的巢穴，比如蚁、蜂等等，但它们绝不会装饰自己的巢穴。审美意识是超出纯粹的生命本能的，这就是人类和其他动物最大的不同。另外，这时的原始人类还特地在居住的山洞中划出特定的地方，给予特地的功能。比如有的壁画是集中在山洞的深处一两个常人很难接近的地方。在另一些山洞中，人的遗骨集中在某个特定的坑中。用火的痕迹则集中在一些山洞的宽敞的地方。这些都说明他们将信仰（那些壁画无疑是原始信仰的组成部分）、埋葬和日常生活区别在山洞的不同地方举行。这就是最原始的“规划”。宽泛点看，可以说这些山洞就是人类的第一批“建筑”。




　　说点不太相关的。很多学者都很惊讶在一些地方似乎旧石器时代的人和新石器时代的人同时存在。同一时期的山洞中，有的被装饰和规划了，有的没有。两处发现的人的化石差异也很大。现在的基因方法和“非洲夏娃”假说给出了一个答案：装饰住处和埋葬死者这些都是那些从中非走出的“夏娃”后裔特有的习惯。他们一步步赶走或者杀死了那些远房表亲们，最后成为现在地球上占统治地位的种群――我们。

山洞毕竟是大自然的产物，要说到属于人自己的“建造”，还得算地穴。




　　人类的生产方式从捕猎和采集演变成农业和畜牧的结果之一就是人口增多。人口的增多必然导致山洞不够用。天然的山洞数量有限，人们于是开始自己挖洞。由于这时人从事的是农业和畜牧，他们生活的地域也就不是在山里了，而是平原或草原。所以他们挖的洞就是地穴，其形制很像中国北方过去常见的地窖。形状大多近似圆形，两侧有台阶通往地面。这些地穴算得上是真正出自人手的第一个建筑。




　　民国时期曾主持殷墟发掘的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曾写过一本很不错的书－－《安阳》。在那里面，我们能读到一直到商代晚期还有人是住在这样的地穴中的。他还提到甲骨文的“来”、“去”就是“上”、“下”作为佐证。但那时地穴已经主要不是用于住人，而是用于储藏了。著名的发现了上万片甲骨的H127坑据说就是皇家档案馆。在欧洲（阿尔萨斯）人们也发现了这样的地穴，但年代要早，数量也少得多，似乎欧洲人比中国人更早地放弃了地穴。




　　欧洲的史前建筑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树枝棚。其形制很像一把半开之后伞尖冲上竖立在地上的油布伞。建筑方法是把差不多长的树枝按圆形栽一圈，然后把树枝顶聚拢在一起，扎起来，形成棚的骨架。再在骨架上铺满由小树枝密密地编成的网，最后用植物树叶和动物毛皮铺成屋顶。很明显这是受到了森林中交织在一起的树木的启发。现在的南美据说还有这样建造住宅的土著部落。




　　这里我们要提到技术造成的第一个建筑风格上的不同了。地穴挖起来总是很费事的，所以在森林比较多、平原较少、以畜牧业为主的欧洲，人们比较快地转向了用树木搭建的棚子。而在木材相对较少、以农业为主的我们的中原地带，地穴使用的时间就长一些。




　　为此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木材更为稀少的两河流域（那里是冲积平原，主要的植被是草本植物），人们使用地穴的时间不光早（现存最早的地穴就是在那里发现的），而且非常长。到最后他们也没有发展出木制房屋，而是转向更好地利用他们手边最丰富的材料――泥土来弥补地穴工作量大的缺点。人们现在发现两河流域的人是最早发明砖的（泥土烧结而成）。有了砖就能很方便地建造一个类似原来的地穴那样的封闭空间了。同样因为有了砖，原来为了方便地穴开挖而选择的圆形被放弃了，因为现在房屋很容易建成方形，而且方形便于规划，利用土地的效率也高。这样，地穴一步步演变成在地面上的房屋。我们在后面将发现在用砖的技巧上，两河流域文明独步天下。虽然砖在中国也有很久的历史，但从地穴演变成房屋我们更多地依赖于夯土（泥土夯实而成――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这里的“版筑”就是指夯土技术。）和木材。历代长城的许多段落是夯土制成的；直到解放初，普通人的房子不是用砖砌墙，而是用夯土垒成的。历代宫殿则无一例外是夯土基座加上木结构。砖的普及我们比不上他们。再提醒一下，他们的楔形文字就是刻在泥制的adobe（土坯）上的。




　　另一个例子是瑞士的一个小湖（Neuchatel），有一年曾经大旱，湖底都露了出来。考古者惊讶地在湖底发现了木桩的痕迹。这些也是史前民族留下的建筑遗迹，复原之后很像我们云南的高脚楼，只不过是在水上而已。可以想见是当地自然条件的限制（湖边的地下水位一般都很高，不可能挖地穴）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捕鱼）决定了他们建筑的样式。

而当欧洲的树枝棚取代了地穴之后，自身的问题也显现出来了――太不坚固。人们的对策还是因地取材――石头。最早也是最著名的石头建筑的遗迹是现在英国Salisbury的大石阵（Stonehenge），虽然它的用途还不清楚。




　　作为建筑，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那块躺在两根立石上的横石。在前面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从洞到穴到棚，人类一直都是在直接利用、模仿大自然。但是这三块石头搭出来的结构在自然界中毫无先例可言。这个两竖一横的结构可以说是整个人类建筑的象征，就像文字是人类文明的象征一样。越看到后面大家越能深刻地理解我为什么这么说。




　　在加工、利用石头这一点上，我们在后面会发现其它文明是很难和欧洲文明相比的。如果说砖是两河流域建筑的象征的话，欧洲建筑的象征就是石头。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建筑遗迹欧洲最多，中亚次之，中国最少的缘故。石头最难破坏，砖次之，而我们的著名古建筑大多是木结构，保存起来最为困难，一遇到刀兵水火就很难幸免。不算地下挖掘得到的文物，我们现存最古的建筑是汉代的（砖结构），现存最古的木结构建筑是晚唐的。如果和大石阵或者金字塔同时代的中国建筑能保留下来的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难度也就不会那么大了。




　　按照前面讲到的过程，我们毫不惊讶地得知：在欧洲最初出现的石头住房外形非常像树枝棚。建筑的方法是将石头一圈圈围起来，石圈越往上直径越小，最后合拢。像树枝棚需要骨架一样，他们在石圈内部建造了石墙来起到支撑的作用。另一个毫不奇怪的现象是：这种结构在中亚和我们这里是没有的。建筑艺术的分流至此开始。




　　建筑的大门已经打开。人类对于空间的观念将从此改观。不过在接着讲述西方建筑之前，我们必须先看看对西方建筑影响巨大的两个地方。

埃及对于古代地中海文明的人们来说始终是个过于神秘的国度，以致于很多原本荒诞不经的传说一旦和埃及挂上钩，在他们心中仿佛就是可以接受的了。现代人恐怕有此感觉的也不少。而神秘埃及的象征，当然是金字塔。




　　关于金字塔的可笑说法中最出名的大概是“外星人建造说”了。可惜UFO学者们不知道，在埃及，金字塔的那些更古老的雏形也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整个演变过程可以说是比较清楚的，没有什么突变。




　　最初的法老陵墓叫Mastaba（原意是“凳子”），就是一个大平台，是对法老的平台形住房的模仿。后来他们在平台上再加上几层以显示伟大，一直加上去就成了金字塔。




　　从建于2723 BC的Dahshur金字塔我们可以想见当时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工程必须很快结束，上部收拢的速度明显比下部原定的要快。对照历史，原来这是因为最初设计时发生失误，斜面倾斜的角度太大，就像太陡的雪山容易发生雪崩一样，金字塔如果按照这个角度一直建上去，顶部的石块将自己垮下来。那些认为金字塔是外星人建造的人面对这个现象恐怕只能承认外星人也会犯简单的计算错误，即使他们已经会造“飞碟”了。




　　埃及的地形是狭长的山谷中的冲积平原，其建筑从一开始就是砖石混用的。到现在为止对石头的加工也远远难于制作砖。所以在古王国时期，不论是法老或者平民的住宅都是用砖的，能保存到现在的极少。他们也知道这个，所以像上面提到的几座法老陵墓这样重要的建筑就比较多地应用了石头。到了建造大金字塔的第四王朝，法老的野心导致工程量实在太大，要按照统一的、精确的部署，把几百万块巨石加工得严丝合缝地堆积起来，这也是后人怀疑它们不是人造的原因之一。现在已有学者找到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就是说这些巨石不是天然的，而是用碎石，石灰岩，贝壳等人工合成的混凝土。这样就能就地取材、控制形状、现场加工，工程量是当时的力量完全可以达到的。金字塔表面最后被铺上一层白色花岗岩（现在金字塔顶部有少量残余），给人以整体都是花岗岩的感觉。




　　真正让人感到惊讶的不光是金字塔，还有方尖碑（Obelisk）。这些方尖碑有特定的形制：截面是正方形，上细下粗，顶上是金字塔形尖端，高度和宽度的比约为10。所有的方尖碑都是用整块花岗岩雕成的，有的高达50余米，也就是20层楼高。作为法老的记功柱，它们表面刻满了象形文字。西方的强国每次征服埃及时就会拉一块方尖碑回国作为炫耀，比如罗马人和拿破仑。说到纪念物，还不能不提美国的华盛顿纪念碑，很明显是在模仿方尖碑。

后世西方建筑中，追随金字塔和方尖碑脚步的极少（最有名的是贝聿铭在卢浮宫前的天才设计和在美国华盛顿的华盛顿纪念碑），所以在建筑史上它们的地位只是奇观而已。真正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是埃及的神庙。




　　以日神Horus神庙为例，神庙正面一般是高大的塔门（Pylon，由于其读音，国内有人索性将之译成“牌楼”，我个人觉得这太随便了）――巨大的梯形石墙中夹着矩形门洞，石墙上有巨型浮雕，两个扁扁的长方形就是塔门。塔门后面是露天的内院，两侧有柱廊。内院后面是大厅。大厅的面积一般很大，但由于这么大的石屋顶需要支撑，大厅里密集地排列着一排排的石柱，所以也叫柱厅（Hypostyle Hall）。上部那些密密麻麻的点就是这些柱子。构成屋顶的石料有多长，柱子的间距就只能有多大。而构成屋顶的石料出于安全的考虑和当时技术的限制，一般都不会很长。这样一来就只能多加柱子了。说得明白点：在当时的埃及人看来，因为大厅很宽，既然没有办法加工出一条整的石料横跨整个屋顶，即使加工出了也没有办法放到屋顶上去（当时没有起重机，而把50多米长的石料放到几十米的高空，要比把50多米长的方尖碑竖立起来要难得多），那么屋顶就只能由几根长10米左右的石料衔接而成。既然每块石头只有10米长，那么要在它们两端撑住它们，柱子之间的间隔最多就只有10米左右。这样，一个大厅就不得不需要许许多多的柱子。




　　以著名的Karnak的Ammon神庙的柱厅（屋顶已不存）为例，大厅的面积为103×52米，竟用了134根巨柱。一方面可以想见当时只凭天窗和火把照明的大厅中这一排排柱子造成的诡秘气氛，另一方面看来埃及人还不会搭建一个大跨度的屋顶，无法构建一个宽阔的、没有柱子的室内空间。而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可以说直接引发了西方建筑艺术的产生，诸位看到后面就明白了。




　　柱厅后面一般是一进一进的密室，屋顶越到后面越矮，给人以越来越神秘的感觉。整个建筑是严格的中轴对称的。




　　埃及人这样频繁地使用柱子的结果就是他们有了一套完整的关于柱子型制的理论。比如柱高和柱径的比、柱径和柱间距离的比等等就是他们首先尝试确定下来的。这对后世希腊神庙的柱式有不小的启示。要知道一直到现代建筑兴起之前，希腊柱式（经罗马人总结）一直是被神化的对象，是每个建筑师的圣经，对柱式掌握的好坏直接决定其设计的成功与否。另外值得我们记住的是最常用的3种柱子的外形的象征意义：莲花象征尼罗河上游的上埃及，纸草象征下埃及。赋予柱子某种象征意义的做法对后世建筑师也有不小的启发。




　　后期有一些埃及神庙的布局与前面提到的类似，不过是在一座山中凿出来的。也就是从山的侧面挖进去，内院、柱厅和密室全部是在山的内部。很明显这样可以减少柱子的数量而保证厅的大小。建阿斯旺大坝时为了避免被水库淹没而被搬迁的Abu Simbel的Ammon神庙就是一例。我们在外面能看见的是照片中的塔门。有关这座著名建筑的故事很多，比如夏至的时候日光可以从门口直射到密室等等。不过我看最重要的是由于搬迁它时显示出的国际合作精神，联合国才提出了“世界遗产保护计划”。




　　关于埃及建筑最后需要提一下的是所谓“国王谷”与“王后谷”，20世纪最惊人的考古发现之一――吐坦卡蒙（Tutankhamun）墓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自大金字塔时代后，历代法老逐渐放弃了那样铺张的陵墓，而是采取了在山谷中挖山成陵的办法。其中最壮观的就位于这两个谷中。这里的建筑的总体样式仍然是柱廊＋山内部的密室。




　　关于古代西亚的建筑，大家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空中花园”了。其实在古代更有名的是所谓“巴别塔”（Babel Tower）。《圣经》里说这塔原本要一直造到天上，上帝让人类语言不通才得以破坏这计划。这两项建筑的遗址现在都没有找到，但是可以肯定它们其实都源自同一种西亚特有的古老的建筑式样――庙塔（Ziggurat）。后人考证那“巴别塔”其实是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时见到宏伟的庙塔之后的一种惊叹和夸张。




　　庙塔从外观上看很像最初的阶梯形金字塔，四方的平台，上面是数层渐次缩小的平台，层数从3到6层不等，最顶上的一层上建有神庙或宫殿。这样我们就能明白“空中花园”的灌溉问题其实是通过分级抽水解决的。与金字塔主要用的是石不同，庙塔是用土坯堆积起来的，土坯墙外贴着装饰用的砖。隔一段距离，土坯墙就像长城的关隘一样突出来一道，这也许是在模仿当时的城墙。庙塔一般都建有可以从正面或侧面拾级而上的长长的坡道。

前面已经提到了西亚建筑的特色就是对砖的应用，对此我们以著名的公元前8世纪的亚述王萨尔贡（Sargon，此人因其铁腕统治被希腊人编进了神话中）的宫殿为例。整个宫墙上贴满了彩色的琉璃面砖。萨尔贡宫中著名的五条腿的人首翼牛像也是在琉璃面砖上雕出来的。




　　从现存的遗迹来看，除了庙塔，西亚民族在建筑形式上远没有埃及人那么富有创造力。相比埃及Karnak的Ammon神庙前后修建的时间长达12个世纪却依然遵守统一的对称布局，萨尔贡宫的布局缺乏对称，大小房间分布杂乱。（宫中的庙塔可能就是“巴别塔”的原形。）由于他们和埃及人一样也不会处理大跨度空间的问题，王宫里最宽的房间跨度也不超过10米。但是有一个亚述人的创造对后世影响深远，就是拱的发明。




　　说到拱，可以说这是人类在前一章提到的两竖一横的支撑结构（学名是梁柱结构）基础上的重大进展。大跨度空间的问题靠梁柱结构来解决只能导致如埃及“柱厅”那样的结果，浪费且不可能有宽阔的内部空间。拱的发明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里先把拱介绍一下。




　　拱（或者叫券），顾名思义就是弯曲。它对于建筑学的重要性我只需提一下arch和architecture大家就明白了。总地来说拱可以分成两种：叠涩拱（Corbel Arch）和真拱（True Arch or Voussoir Arch）。所谓叠涩拱其实就是渐次接近的两排砖的系列。把它按其对称轴旋转得到的三维结构就叫叠涩穹窿。前一章提到的欧洲最早出现的石头房屋其实就是一个叠涩穹窿的结构。很明显叠涩拱能支撑起的重量主要是由那悬空的两排砖决定的。砖的强度（坚硬程度）和砖粘合的程度越强，拱能承受重量越大，这两排砖的系列也可以往下排得越远，这样就能在叠涩拱的下方给出一个更大的空旷的空间了。




　　而真拱则要复杂得多，请注意真拱的形状不像叠涩拱那样是一段拐了弯的直线，而是一段弧线。构成真拱的砖的粘合线不像叠涩拱那样是平行线，而是放射线。更重要的是组成真拱的砖不是方形的，而是一段圆环。正因为这样，组成真拱的砖甚至用不着粘合，因为拱上面的重量自动地把这些砖紧紧地压在一起了。凭直觉我们就知道，拱能把它上面的重量按弧形一步步传递到在最下面支撑的两块砖上。但这仅仅是直觉，用现代的力学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知道拱受到的重量不仅在往下压最下面的两块砖，还在往两边推开它们。古人当然没有我们的力学，他们只有直觉。而种种现在看起来荒谬的直觉理论统治了一代代西方建筑师大约2000年。别以为他们不知道理论有问题。对拱的计算可难倒了包括伽利略这样的大师呢！如何正确地计算拱是促使力学前进的动力之一。




　　回到主题。由于砖的粘合在叠涩拱中很重要，在真拱中却可以忽略，所以很明显真拱能支撑出来的空间比叠涩拱更开阔，因为真拱能承受的重量更大。要知道拱至少要能支撑住它自身的重量，而跨度越大的拱，重量当然越重。




　　从萨尔贡宫看，亚述人确实发明了叠涩拱。而那张人首翼牛像照片的右上角也告诉我们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拱。但他们只是用砖砌出了真拱的样子，而使用的砖还是四方的，可见他们还没有完全理解重量传递。真拱的真正发明还要等到希腊人来完成。更可惜的是后来他们自己好象也忘记了这些发明。到公元前5世纪，和希腊大打了一仗的波斯王大流士（Darius）和薛西斯（Xerxes）父子建造的宫殿就完全是在模仿埃及神庙了――有门楼、柱厅，但没有一个拱，而且布局依旧杂乱。

西亚建筑中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巴比伦城。这是亚述和波斯之间的王朝――新巴比伦王国（公元前7－6世纪）的首都，曾经令希罗多德（Herodotus，484 BC－425 BC？）叹为观止的地方。考古者已经恢复了那著名的令历史之父折服的Ishtar门。虽然它明显有模仿埃及的门楼的痕迹，但上面用琉璃砖拼出的神兽图案依然代表着这方面他们的不朽成就。对比前面的就能发现后来的波斯人已经不会用拱搭门了，他们的门都是矩形的，和埃及的一样。




　　又及：据说，在这次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战争中，存放在巴格达博物馆的Ishtar门上的琉璃砖残片在美军入城之后的混乱中已不知去向。对于伊拉克人民来说，我认为这种无法估量的损失并不亚于美国人自己在“911”中所遭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