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审美的判断,这应该是设计和哲学的更为相同的内在因素。顾名思义,所谓的审美的判断就是以目的来明确方向和方法。哲学和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人的最后自由而进取和努力。因此,这也是二者最深层次的本质统一性。在目的论中,设计是作为行的具体方式来体现人在活动层面上自由,而哲学则是人在心灵的层面上来获得的自由。这两者也分别对应着物质和精神的两个同领域。谁也不能否认,人的全面提升和自由发展必然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极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人的全面自由也必然是哲学和设计的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不光是简单的方法论和自由论,也不是单纯的目的论和归纳法,而是客观和主观的共同的发展规律。
结论:文章进行到这里,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回顾上面的全部内容,都是在围绕着哲学的思和设计的行来探讨二者内在的深层本质性。在上面的三个特征中,塑造说应该是最外在的,而情怀结是最内在的。自由论是最后的目的。作为主体的人来说,对人的情怀是必须的,而作为思和行的结果来说,对人的塑造则是必然的。这论述的第一部分,主要是针对哲学和设计本身来做简要的概述,并把其对人的塑造作最直接的对应。在第二部分,则融入了宗教的学说,以宗教的至善情怀来呼应哲学和设计的情怀。其实在这里,同样是情怀,但还是有层次的。宗教的应该是最无私,最广阔的。宗教的情怀是人生命现象出发的而涉及到整个宇宙。哲学则是从人的主体出发“我思故我在”进而扩散至自然和宇宙。设计是从人的需求性出发而涉及到环境和物质。但没有深入到宇宙中去。这三者分别对应着人的求善,求真和求利。而这背后就是求爱。于是,情怀结其实就是人对爱的体验。第三部分的自由论则揭示哲学和设计的共同方向,这也是人类所有努力的方向。这里面加入的艺术的部分论述。对艺术的论述也是人求美的过程。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整个追求过程就是由真、善、美、利和爱组成。而这五求的融合也是实现天、地、人、神、物的必然因素。在这文章中,我们几乎都绕过了具体的事件和生活性的效果来直接从先验性的高度来直接观照的。作为人实践的最高度,是好是坏我个人无须评判,但所做的努力或许可以说明人的能动有限和无限的统一。特别是第三部分前面用三种心性发展模式来对应人类实践发展模式,应该说是个尝试,同时也希望是种创造!
哲学与设计的本质统一性
反观设计,同样也是塑造,但却是完全不同于哲学的塑造。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设计是人通过对物的运用和对环境的整合和适应来体现的。设计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性,设计就是为了目的存在的。而这种目的性又是由存在的环境,也可以说是市场决定的。市场是根据人的需求形成的一个有形或无形的空间和时间领域。所以说设计从人第一次有意识的使用客观存在物开始就运行了。我们在这里无须在用大篇幅来谈论设计的发展史。从设计和人两个对应层次就可以明确的获得我们要论述的要点。
既然设计是为人服务,那就是直接用设计来满足身心的需求。人对设计的理解开始是基于无意识的尝试性活动中,当然这种尝试性很难说没有人内在固有的先验性在里面。但我觉的作为活动的经验性更重要。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次的创造都是建立在无数实验的根基上的。从亚里士多德在自然的领域研究开始到牛顿的三大定律;从爱迪生的灯泡发明到瓦特的蒸汽成形,都是经过无数的实验和精密的求证得到的。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霍金的宇宙大爆炸都是用实证来论证的。当然,这里面想象力的重要性是不用说的。但是作为创造性的活动来说,也可以说是设计的角度,用是最直接的,也是最彻底的。现在的发展已经把设计的运用对应到了每个层次和每个角落上了。从卫星上天到城市规划,从登月计划到家居装饰,从工业到农业,从服务到科研,都是设计的对象。甚至一次演讲,一次谈话都要反复推敲,仔细论证。但从最本质的角度看,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改变人本身,改变身心结构。对物的运用可以引发深层次的思考,并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通过思考形成系列的思想。这首先是内在的改变和塑造。由于设计是通过外在的变化来影响人的生活方式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必然带来习惯上的改变。这是设计对人的再次塑造。通过改变外在的生活方式来改变人自己。正是因为设计有着对内对外的双重塑造,所以设计的真正意义反而让人无须深入。不深入的结果就是不会深刻,从而设计与哲学就相差很多的距离,使得相互间的交接很难实现,更不用说和设计达成本质的统一了。康德将人的认识分为三个层次,由低到高分别是:感性,知性和理性。我们在这里可以把这三种认识分别对应人的三种活动。首先是无意识或意识不明确的活动和行动是对应着感性认识;明确目的的行动对应着知性,这也是设计的本身;最后的理性对应的人的活动则是超越知性的设计,而应该是创造性的设计,也可以说是设计的更高级的形态。我们平常所说的设计仅仅是停留在知性的层面上,仅仅是以用为最直接的目的。但这种目的离我们在后面要论述的审目的性判断还有很大的区别。或者说这种普遍的用的目的性是最后审目的性判断的基础和低级呈现。因此这时候的设计离哲学的统一还有一个层次。所以两者还在分道扬镳。但在理性的层次上,设计和哲学不再是单独分开,而必须是两者有机的结合。如此,设计的深度必然会瓦解设计的本身,而进化为创造性的结果。但既然要结合,就必然先要理清设计和哲学的关系,从中找出其内在的本质必然性和统一性。并进而使之有头绪的逐步靠近和结合,这也就是做这文章的最终目的。所以我们将在下面继续上面的内容。
当然,现在的探讨还是针对知性的层面上来探讨。先要我们认识到作为塑造的角度设计和哲学也还是不一样的。从最显眼的看,哲学改变是人的思维方式,而设计改变的是人的生活方式。哲学是从概念,抽象入手,而设计则是从实物,环境开始。哲学是由内到外的过程,设计是由外到内的过程。哲学是人理性的间接把握,设计是人知性的直接把握。哲学无形,设计有形。哲学无边,设计有限。哲学是心性的深层体验和感悟,设计则是身心感官的表象感觉和心得。但设计和哲学又都是以人为前提,都是在构建完满的人本身,所以二者的目的是一样的。殊途同归的结果必然是设计和哲学互为映衬,互动互助。而这最后的结果又会回归到人本身中来。这样,设计的归宿必然是哲学,哲学的表现也必然是设计。如上帝本身,既是创造万物的设计者也是代表万物的最高智慧。这上帝身上,设计的能力和智慧的深度是成正比的。而这种正比的状态如果用在人本身,那首先就得是对人的一次次身心不停歇的塑造!
室内设计的文化审美性 (一)
室内设计的文化审美性
写在专业前面的话:
人类的任何变迁都可以说是文明的积淀,而任何文明的积淀也是种种文化交融的结果。可以说,文化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已经深深的根植于每个人的内心和潜意识中。在各种文化的共同作用下,美——审美这一范畴可以说是对于文化最高的概括。而对于美的认识和审美的体验和解说也是由来以久。先撇开西方不说,就说我国的审美也是古以有之。在各种美学的认识中,其主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礼、乐”两部分。“礼、乐”也作为中国最高的审美精神而代代传承了下来。而作为中国一部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早的美学专著《乐记》也成为了后代用以参照的典范。乐记说:“乐统同,礼辩异,礼乐只说,管乎人情”!从最一开始,“礼、乐”就直接和人情也就是人的感情联系在一起,而把这种感情又与世俗乃至天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乐记又道:“......乐者,天地之和;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有别”。在这里,我们看到“礼、乐”不光和天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是万物同化的依据。可以说,乐是宇宙天地之间的脉搏,有了它,天地才同和,万物才同化。但在同和和同化的同时,礼又强调了天地的次序,强调了万物有别。正是在礼的影响下,才又引申出了又一大文化特征,那就是刑法。由此礼从天地之序又很自然的回到了人世间,变成了有等级的,有级别的刑法。礼在强调万物级别的区分时又同时是乐的有力保障。它在使万物调和时又长幼有序,也使大众在和天地同和时能各归其位。所以,礼又是现实的、严峻的,是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而乐则是精神的,柔和的,使人在现实中得以解脱和升华。正是在严峻的礼的世界中,人才对乐充满了美好的神往和精神的依托。所以才有孔夫子闻昭乐三个月不知肉味。而昭乐对于孔子来说是不光是美的,同时又是善的。但美对于孔夫子来说又完全不能等同于善。子谓昭:“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者,未尽善也”。为什么孔子说昭尽美又尽善,而说武只尽美,未尽善呢!同样的乐,对孔子来说都是可以让人引起愉悦的感觉,而人愉悦了就自然有美感了.但在愉悦的同时,对于不同的“乐”人的感觉还是有差别的。在这里,“韶”的感觉是很柔和的,没有什么霸气,给人的感觉是轻柔的,美妙的;而“武”则虽能让人愉悦,但在声乐中还是让人感到有霸气,不是很柔和。也就是说,在乐的同时加入了礼的因素,或者是刑法的因素。所以虽然有愉悦的感受,但终究不是善的感觉。这点和孔子同时代西方的另一位哲人就有很大的不同,他就是苏格拉底。这位古希腊伟大的哲人就认为美和善是统一的,他说:“美就是善,不善就是不美”。在那个伟大的被后人称之位人类轴心时代,苏格拉底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美和善的统一。这种殉道的精神最终导致了他甘心为之付出了最宝贵的生命,但正是他用生命为他自己的信念作最大的抗争,才为他赢得了最大的辉煌。这点又和我国后来的一个殉道者具有同样伟大的意义,他就是中国的屈原。关于屈原,我们在这里不将讨论。其实在苏格拉底之前,古希腊的哲人就已经对美有过阐释。毕达哥拉斯学派就认为美就是和谐,而和谐的直接来源就是数,宇宙就是由一系列的数而构成,包括音乐、人体等。由此而提出了著名的“黄金分割律”。而正是从这时候起,西方文化就已经走上了注重数字和元素,追根究底式的细节。这点从被称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父的笛卡儿以后就更突出。当然这方面也不在我们探讨的范围之内,我们还是回到美----和审美的范畴来讨论吧。这这里,我不想
去重温哲学史和美学史,东西方的也都一样。而是指审美的认识和审美的体验已经伴随人类文明走过数千年之久矣!
人类轴心时代以后,对美的思考也丰富了很多。继孔子后,孟子就认为“充实之谓美”,荀子又说“不全不粹不足于美”。而在西方,美一直是和善联系在一起的,一直到了康德手里,美才超越了世俗和功利,变成为无目的性、无功利性纯粹的美,当然还有于此对应的附庸美。而黑格尔却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从而把美就当作一种使命了,肩负着理念的再现。而黑格尔的理念在他的思想中是最高的客观实体,和康德所说的彼岸差不多,只是康德是主观的,而黑格尔则是客观的。但都没有逃脱唯心主义的框架。当然,我们现在如果还要用唯心和唯物来区分和阐述美那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可笑的。社会发展到现在,我们就没有必要完全把美和审美作单独的讨论。特别是从室内设计的角度来看,其美的单一性更不可能得以成立。在叙述室内设计的特定空间形态前,我们先从室内的母体----建筑来说起,以此来慢慢的由面到点,逐步定位。
室内设计的文化审美性 (二)
如果说对美的认识已经绵延了数千年,那么对于建筑来说,时代则更久远。可以直接追朔到古老的洪荒年代。“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易•系辞》这小段话就是说在很早的以前,人们都是挖地洞住的,都是住在野外,后来出了圣人,教大家做房子,以躲避风雨,还要求把房子盖的高大和壮丽。在这里,功能是很简单的:“以待风雨”;形式呢?也是很纯粹的:“盖取诸大壮”。可以看出,在最开始追求简单的功能中就保留了对形式上的追求;在满足生理上的舒适时也保留了对某种心理需求的满足。这不能不归结于人自身对美的觉悟,也是人对自己的认识和超越。在以后的岁月中,由于人的创造,文化越来越丰富,对功能的要求也越来越细腻和完善。但对于形式上大壮的要求非但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得到尽情的发挥。商纣时期:“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玮”《说苑•反质》。秦始皇建阿房宫,仅前殿上可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唐•李华《含无殿赋序》:“阴阳掺舒之变,宜于壮丽”。宋梁周翰《五凤楼赋》:“不壮不丽,岂传万世”……所有这些,都是用夸大的形式来对称着具体的功能,而功能虽然是明确的,但同时也是概括的,除了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外就是要满足作为权贵的尊严和华丽。因此这可以说是典型的贵族文化,于这种注重大气辉煌的贵族气息相对应的便是所谓的平民文化。所谓的平民文化就是以青砖红瓦,素墙泥地为主,营造清秀淡雅的环境。它不同于辉煌和壮丽的巍巍大楼,而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达到人与环境的有机协调,浑然天成。如杜甫的草庐,纪云的草堂都是如此。这两种典型的建筑模式如果要站在美的角度来看,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形态。清末民初的大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分道:“一为无我境界;二为有我境界。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人由动中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在此,他在“有我”和“无我”的基础上得出优美和壮美的两条美学主线。如果我们把这两种来对应建筑美学时,那贵族文化的建筑就是壮美;而平民文化的建筑就是优美。壮美体现的是一种大度;而优美则是风度。壮美给人以胸襟和气魄;那优美给人的便是典雅与精致。壮美体现的是自我的表现,是一种张扬,是自我的显示和确定,优美则是自我的含蓄,是一种收敛,一种让人过后久久的回味。壮美体现的是人定胜天的强权意识,是天地之间至阳至刚的宇宙主宰,是开疆扩土的创造性;而优美则是人与环境有机结合的坦然顺应,是峰回路转曲径通幽因地制宜,是天地与人同和的参天化育。这两种文化的建筑形态是直接把政治意识表现的一览无疑,淋漓尽致。壮美体现的是“礼”的深严,等级的确定;优美则是“乐”的同和,天人合一的愉悦。但我们也要同时认识到,在这里,室内和建筑是浑然一体的,它们几乎没有明显的界限来区分。这在西方也是一样的,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怕底农神庙和古罗马的斗兽场都是直接把建筑和室内的等同和一体化。这里没有所谓的室内装饰,有的是建筑的一些具体的造型和符号,这些细致的造型和符号经过后人的提取和概括,终于演变成为了真正文化的符号,并一直流传至今。这从西方最具有代表性的五种柱式就可以看得出来。
随着时代的步伐慢慢的走到近代,随着人性的进一步解放。室内最终还是从建筑的母体中分离了出来,并很快成长。这种分离一是由于社会上学科分工越来越精细,还有就是室内和建筑毕竟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建筑可以说是“凝固的音乐”哲学家谢林语;而室内则是人真正“诗意的粞居”哲学家海德格尔语。建筑对人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人在其里面工作和生活,因此“居住的机器”产生了,现代建筑大师密斯凡得诺语;而室内则是与人相亲相溶,于是人的复杂性也就成就了“装饰的复杂性”后现代建筑大师文丘里语。这种区别从行而上和行而下看,都是很明确的。所以室内设计才可独立出来而成就自身的完整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