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高楼密集,但高昂房价让不少准备买房者望楼感叹。
■编者按
    深圳将来能牛的，就是跟新加坡叫板。去年12月26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委十届二次全会分组会议上，对深圳发展提出新要求。这一要求，既有对深圳的肯定，也包含了对深圳“更上一层楼”的期许。
    让中低收入者住进政府提供的保障房，让富裕阶层到市场上购买商品房，这是国家早在1998年那一轮房改时便提出的改革思路。但在房价快速上涨三年过后，人们回眸间才发现，改革的最初设想仍然停留在纸面上。
    对于深圳这个近年房价上涨连居全国榜首的城市来说，面向社会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保障几乎是一片空白。在这个新兴城市的历史上，除了每年向数百户户籍“双困家庭”提供过廉租房（实物或补贴）外，一度在这个城市有过十年历史的深圳市住宅局，仅建过5万余套安居房。遗憾的是，这些安居房的保障对象只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员工。
    在近年国家将房地产宏观调控重心转移到建立健全住房保障制度后，深圳提出了“十一五”期间提供14万套保障性住房的宏伟目标。但在地少人多、且大部分居民皆为外来人口的情况下，这些房子该怎么建、建了之后怎么分、分了之后又怎么管，都在考验着深圳的执政智慧。
    去年8月27日至31日，深圳市国土房产局副局长黄�E带队，一行13人考察了新加坡的住房保障制度。
有恒产者才有恒心
    深圳市房地产研究所的王锋博士是13人考察团成员之一。作为国土部门的智囊人士，他此前便对新加坡的住房保障制度进行过全面、深入研究。就在他启程前往新加坡前，他还参与执笔了一份《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住房保障工作的若干意见》，对深圳未来5年建立多层次的全面住房保障制度的具体安排。
    “以前对新加坡公共组屋的研究只是停留在资料层面，这次终于亲眼目睹了。”王锋说，这是他第一次去新加坡。
    接待考察团的是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共有员工2万余人，50余年来为新加坡85%的居民提供了政府组屋，截至2005年总量为87万套。其中82%是屋主自住组屋，4%为出租组屋。正是基于这个部门住房保障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在1991年，联合国向该局颁发了“世界居住环境奖”。
    一进新加坡建屋发展局的办公楼，书写在整面墙壁上的中国古诗让考察组成员陷入了深思：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前两句是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但是后一句往往被我们所忽略。”王锋感慨地告诉记者，“我的理解就是对老百姓最终生活目标的追求―――要有财产，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才能风雨不动安如山。这个目标，新加坡是通过以优惠的价格将公共房屋卖给个人实现的，从而使得个人拥有了财产。我们跟它的差距真是太大了。”
让每个家庭都有住房
    “在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之前，我们就意识到深圳的住房保障机构是不健全的。去了新加坡之后，更加意识到还有哪些工作要做，比如建设组织、销售管理、后期监管、物业管理等等方面，深圳都需要尽快做出安排。”王锋说。
    新加坡住房保障在全球领先，首先得益于政府的高度重视。早在1963年，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就指出：“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国家将会更加稳定。”因此，在住房建设与分配上，新加坡通过政府的强力介入，采取政府规划、建设和分配与市场出售相结合的形式，使大多数中低收入者的住房由政府投资建设并实行有偿提供，高收入者的住房由市场提供。新加坡的住房制度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典型案例，特点是以政府计划供应组屋为主、私宅（商品房）市场供应为辅，可以说，新加坡的住房供应属于“政府强干预下的市场调节补充型”。
更让王锋们有“深入宝山”之感的，则是新加坡对公共组屋建成后的分配、管理制度。
    新加坡历任政府始终把为大多数民众提供保障性住房作为基本国策，因此尽可能降低申请门槛，增加申请渠道，让更多的民众分享社会发展成果。政府鼓励有能力、有需求的家庭买房，只对那些最低收入的家庭提供租赁房。此外在管理方面，也坚持以人为本，比如对于收入稍微超过申请线的家庭，可酌情放宽；对于二次申购的家庭可以申请延期售房，对于暂时出现经济困难的家庭可以暂缓按揭等
    而最值得借鉴的是，则是公开透明的分配程序。组屋的位置、环境规划、各类房屋的数量、价格全部属公开信息，民众可通过媒体、网络等多种途径了解组屋信息，选房则通过电脑抽签决定，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提供细致入微的服务，甚至是全社会参与。
    这一点，恰恰是深圳目前没有做到的。
更为严厉的后续管理
    就在王锋等人结束了新加坡考察后两个月，深圳在全市范围内开始清退政府以前分给公务员租住但被违规占用的政策性出租住房。到去年12月份，全市收回了千余套政策性出租住房。占到了全部政策性出租住房1/6多。但在这一过程中，并无一名公务员受到惩处。
    “这组数据可以看作政府这次清退公屋的一个成绩，同时也是对深圳公屋管理的一个莫大讽刺。数量巨大的这些公务员明明有了房产，却依然霸占着公共资源不归还，甚至转租牟利。可见当前的公屋管理是多么的不规范。”深圳一位房地产人士如此评价。
    “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首先就要强调公平。”王锋就认为，深圳要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体制，就应该出台类似于新加坡严惩骗购骗租公共组屋者的处罚措施。
    虽然准入的门槛不高，但获得公共组屋后，新加坡为骗购骗租者准备了严厉的惩罚措施。例如，对居民购买组屋（公屋）的次数有严格限定：购买组屋后一定年限内不得整房出租，仅允许房主与租户合住；购买五年内，组屋不得转让，也不能用于商业性经营；同时，一个家庭只能拥有一套组屋，如果要购买新组屋，旧组屋就必须退回或在公开市场上销售。
    对于申购组屋时提供虚假资料者，当事人将面临高达5000新元罚款或6个月监禁，或者两者兼施。
    在王锋参与起草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住房保障工作的若干意见》（已通过市政府审议）中，便规定了类似条款：租住公共租赁住房的居民家庭，首次签约的租赁期为3年。3年后由市、区住房保障机构每年进行资格复核，凡不再符合相关规定的，按规定进行收回处理或提高租金。王锋还透露，未来深圳还将出台专门的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住房、廉租房管理办法，未来在各类保障性住房的退出机制方面，将制订更为严厉的处罚措施。
深圳不会照搬新加坡做法
    去年12月25日，深圳市政府召集各区、各街道及各相关部门负责人，举行了一次全市保障性住房租售工作动员大会，启动了近年来最大一批保障性住房分配工作，总数达到了6006套。主管副市长吕锐锋甚至要求全体与会人员，要将此次会议视为深圳建立健全住房保障制度的一个开端，通过这次分配探索申请条件、租售比例、价格水平、轮候制度、队伍配备等十大问题。
    这是否意味深圳住房保障制度将全面向新加坡靠拢？
    “深圳不会照搬新加坡的做法。”王锋在考察之后认为，新加坡与深圳相比，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之处。虽然二者都是新兴城市，且都面临着土地资源极为有限等相同困境，但二者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口管理方式和人口结构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深圳必须针对自身特点，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地建立自己的住房保障体系。“新加坡是个国家，它的人口可以控制，但深圳是全国的深圳，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这是无法同新加坡相比的。”
    王锋还透露，深圳在“十一五”期间将提供的14万套保障性房源中，其中只有20%是可售的经济适用房，余下的均为只租不售的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房，这也是深圳结合现状，对新加坡模式的一种突破与创新。“新加坡的住房保障制度虽然有值得借鉴之处，但一定不能实行拿来主义、照猫画虎。”
■名词解释
公共组屋
    新加坡的公共组屋是指由政府投资建设并实行有偿提供，价格由政府统一规定，一般以低于市场价出售或出租给中、低收入者的公屋。类似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或限价房。“组屋”除了“套间”、“单元”的“屋”的意义外，还包含着其他三方面“组”的含义：
●居民住房建设是整个城市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促进多元化种族居民的融洽组合；
●提供多代家庭成员的亲密组合。因此，组屋其实蕴涵了安居乐业、民族团结、尊老爱幼的三大和谐社会理念。




信息来源：建筑之家：http://www.bbcc123.com

深圳高楼密集,但高昂房价让不少准备买房者望楼感叹。
■编者按
    深圳将来能牛的，就是跟新加坡叫板。去年12月26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委十届二次全会分组会议上，对深圳发展提出新要求。这一要求，既有对深圳的肯定，也包含了对深圳“更上一层楼”的期许。
    让中低收入者住进政府提供的保障房，让富裕阶层到市场上购买商品房，这是国家早在1998年那一轮房改时便提出的改革思路。但在房价快速上涨三年过后，人们回眸间才发现，改革的最初设想仍然停留在纸面上。
    对于深圳这个近年房价上涨连居全国榜首的城市来说，面向社会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保障几乎是一片空白。在这个新兴城市的历史上，除了每年向数百户户籍“双困家庭”提供过廉租房（实物或补贴）外，一度在这个城市有过十年历史的深圳市住宅局，仅建过5万余套安居房。遗憾的是，这些安居房的保障对象只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员工。
    在近年国家将房地产宏观调控重心转移到建立健全住房保障制度后，深圳提出了“十一五”期间提供14万套保障性住房的宏伟目标。但在地少人多、且大部分居民皆为外来人口的情况下，这些房子该怎么建、建了之后怎么分、分了之后又怎么管，都在考验着深圳的执政智慧。
    去年8月27日至31日，深圳市国土房产局副局长黄�E带队，一行13人考察了新加坡的住房保障制度。
有恒产者才有恒心
    深圳市房地产研究所的王锋博士是13人考察团成员之一。作为国土部门的智囊人士，他此前便对新加坡的住房保障制度进行过全面、深入研究。就在他启程前往新加坡前，他还参与执笔了一份《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住房保障工作的若干意见》，对深圳未来5年建立多层次的全面住房保障制度的具体安排。
    “以前对新加坡公共组屋的研究只是停留在资料层面，这次终于亲眼目睹了。”王锋说，这是他第一次去新加坡。
    接待考察团的是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共有员工2万余人，50余年来为新加坡85%的居民提供了政府组屋，截至2005年总量为87万套。其中82%是屋主自住组屋，4%为出租组屋。正是基于这个部门住房保障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在1991年，联合国向该局颁发了“世界居住环境奖”。
    一进新加坡建屋发展局的办公楼，书写在整面墙壁上的中国古诗让考察组成员陷入了深思：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前两句是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但是后一句往往被我们所忽略。”王锋感慨地告诉记者，“我的理解就是对老百姓最终生活目标的追求―――要有财产，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才能风雨不动安如山。这个目标，新加坡是通过以优惠的价格将公共房屋卖给个人实现的，从而使得个人拥有了财产。我们跟它的差距真是太大了。”
让每个家庭都有住房
    “在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之前，我们就意识到深圳的住房保障机构是不健全的。去了新加坡之后，更加意识到还有哪些工作要做，比如建设组织、销售管理、后期监管、物业管理等等方面，深圳都需要尽快做出安排。”王锋说。
    新加坡住房保障在全球领先，首先得益于政府的高度重视。早在1963年，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就指出：“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国家将会更加稳定。”因此，在住房建设与分配上，新加坡通过政府的强力介入，采取政府规划、建设和分配与市场出售相结合的形式，使大多数中低收入者的住房由政府投资建设并实行有偿提供，高收入者的住房由市场提供。新加坡的住房制度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典型案例，特点是以政府计划供应组屋为主、私宅（商品房）市场供应为辅，可以说，新加坡的住房供应属于“政府强干预下的市场调节补充型”。
更让王锋们有“深入宝山”之感的，则是新加坡对公共组屋建成后的分配、管理制度。
    新加坡历任政府始终把为大多数民众提供保障性住房作为基本国策，因此尽可能降低申请门槛，增加申请渠道，让更多的民众分享社会发展成果。政府鼓励有能力、有需求的家庭买房，只对那些最低收入的家庭提供租赁房。此外在管理方面，也坚持以人为本，比如对于收入稍微超过申请线的家庭，可酌情放宽；对于二次申购的家庭可以申请延期售房，对于暂时出现经济困难的家庭可以暂缓按揭等
    而最值得借鉴的是，则是公开透明的分配程序。组屋的位置、环境规划、各类房屋的数量、价格全部属公开信息，民众可通过媒体、网络等多种途径了解组屋信息，选房则通过电脑抽签决定，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提供细致入微的服务，甚至是全社会参与。
    这一点，恰恰是深圳目前没有做到的。
更为严厉的后续管理
    就在王锋等人结束了新加坡考察后两个月，深圳在全市范围内开始清退政府以前分给公务员租住但被违规占用的政策性出租住房。到去年12月份，全市收回了千余套政策性出租住房。占到了全部政策性出租住房1/6多。但在这一过程中，并无一名公务员受到惩处。
    “这组数据可以看作政府这次清退公屋的一个成绩，同时也是对深圳公屋管理的一个莫大讽刺。数量巨大的这些公务员明明有了房产，却依然霸占着公共资源不归还，甚至转租牟利。可见当前的公屋管理是多么的不规范。”深圳一位房地产人士如此评价。
    “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首先就要强调公平。”王锋就认为，深圳要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体制，就应该出台类似于新加坡严惩骗购骗租公共组屋者的处罚措施。
    虽然准入的门槛不高，但获得公共组屋后，新加坡为骗购骗租者准备了严厉的惩罚措施。例如，对居民购买组屋（公屋）的次数有严格限定：购买组屋后一定年限内不得整房出租，仅允许房主与租户合住；购买五年内，组屋不得转让，也不能用于商业性经营；同时，一个家庭只能拥有一套组屋，如果要购买新组屋，旧组屋就必须退回或在公开市场上销售。
    对于申购组屋时提供虚假资料者，当事人将面临高达5000新元罚款或6个月监禁，或者两者兼施。
    在王锋参与起草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住房保障工作的若干意见》（已通过市政府审议）中，便规定了类似条款：租住公共租赁住房的居民家庭，首次签约的租赁期为3年。3年后由市、区住房保障机构每年进行资格复核，凡不再符合相关规定的，按规定进行收回处理或提高租金。王锋还透露，未来深圳还将出台专门的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住房、廉租房管理办法，未来在各类保障性住房的退出机制方面，将制订更为严厉的处罚措施。
深圳不会照搬新加坡做法
    去年12月25日，深圳市政府召集各区、各街道及各相关部门负责人，举行了一次全市保障性住房租售工作动员大会，启动了近年来最大一批保障性住房分配工作，总数达到了6006套。主管副市长吕锐锋甚至要求全体与会人员，要将此次会议视为深圳建立健全住房保障制度的一个开端，通过这次分配探索申请条件、租售比例、价格水平、轮候制度、队伍配备等十大问题。
    这是否意味深圳住房保障制度将全面向新加坡靠拢？
    “深圳不会照搬新加坡的做法。”王锋在考察之后认为，新加坡与深圳相比，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之处。虽然二者都是新兴城市，且都面临着土地资源极为有限等相同困境，但二者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口管理方式和人口结构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深圳必须针对自身特点，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地建立自己的住房保障体系。“新加坡是个国家，它的人口可以控制，但深圳是全国的深圳，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这是无法同新加坡相比的。”
    王锋还透露，深圳在“十一五”期间将提供的14万套保障性房源中，其中只有20%是可售的经济适用房，余下的均为只租不售的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房，这也是深圳结合现状，对新加坡模式的一种突破与创新。“新加坡的住房保障制度虽然有值得借鉴之处，但一定不能实行拿来主义、照猫画虎。”
■名词解释
公共组屋
    新加坡的公共组屋是指由政府投资建设并实行有偿提供，价格由政府统一规定，一般以低于市场价出售或出租给中、低收入者的公屋。类似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或限价房。“组屋”除了“套间”、“单元”的“屋”的意义外，还包含着其他三方面“组”的含义：
●居民住房建设是整个城市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促进多元化种族居民的融洽组合；
●提供多代家庭成员的亲密组合。因此，组屋其实蕴涵了安居乐业、民族团结、尊老爱幼的三大和谐社会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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