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长篇小说一瞥
　　
　　
　　
　　时光悠悠，站在2006年的门槛上回首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长篇小说无疑是其中的一道特别绚丽的风景。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不但呈现出百花齐放式的多元化创作角度，而且确实出现了一批艺术思想含量颇高的佳作。虽然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承载了八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历史意识，却突破了像《新星》（柯云路著）、《古船》（张炜著）、《活动变形人》（王蒙著）、《金牧场》（张承志著）等八十年代长篇佳作的“问题”视角，而带有一种个人化的对世界与人性的打量与拷问。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的叙述角度、叙述方式与手段都显得丰富多彩，探索性的长篇创作也锋芒毕露，一个多元化的文学时代在商业大潮中悄然来临。作为优秀的小说家，必然有所敏感，有所反应，或歌或哭，或哀恨或欢喜。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关注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可以说我一直漫游在长篇小说所创造的精神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奇花异草让我沉醉，先锋与写实让我领悟到生命的存在与价值，是文学陪我走过着一段灰暗的人生之旅，正如法国作家普鲁斯特曾经说过的那样：“人只有在走投无路时才阅读。”，确实如此，那段记忆令人刻骨铭心。再回首时，我便以“一瞥”的形式写下我对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的观感与赞颂。也许它是偏颇的，但却是我个人性的体验与感受，或者还有生命的共鸣与安慰。遗漏是难免的，人世间总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宗教题材写作：由于汉语思想界对上帝隔膜已久，又缺乏对宗教的体验与信仰。故宗教性的小说创作在中国一直阙如。直到张承志的《心灵史》的出现才填补了一个空白。事实上张承志的《大坂》、《九座宫殿》、《残月》、《黄泥小屋》甚至《西省暗杀考》，都是具有宗教情绪的优秀之作。而《心灵史》更是历史、宗教、文学的互相融合，它朴素、雄浑、磅溥、激情澎湃，以巨大的震撼让人敞开心灵，倾听从俗界平庸的人生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声音，这是为信仰牺牲和受难的声音，是追求理想和人道、能抵达终极海岸的声音。另外北村的《施洗的河》以“沉沦与救赎”的主题呼唤信仰与宗教的降临，渴望聆听神的声音、上帝的话语。宗教性的写作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是一个另类，也许宗教离我们还很远，很远。正如远志明先生所言：“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就离民主有多远”。那么反过来可以说，离民主有多远，就离上帝有多远。
　　
　　现实问题写作：这是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写作中最庞大的一群，现实题材一直是我们文学创作的主旋律，如周梅森的《人间正道》系列三部，邓一光的《我是太阳》、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王跃文的《国画》、张平的《天网》《抉择》《十面埋伏》、柳建伟的《突出重围》《北方城郭》、陈国凯的《大风起兮》、殷慧芬的《汽车城》、吕雷、赵洪的《大江沉重》等，虽然这些现实问题的写作对现实生活、切入的角度较以前多变，不再仅仅局限于写改革，而是表现生活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但由于其题材的局限与读者的阅读期待，此类小说往往高扬主旋律的创作大旗，描写现实的表面，缺乏更深层次的挖掘，流于肤浅，并没有给我们提供独特的审美视角。现实主义创作在根本上是一种批判现实的写作，而不是美化现实。纵观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似乎还缺少直面社会底层的优秀作品。
　　
　　历史传奇写作：在这个领域里，比较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有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项小米的《英雄无语》、张笑天的《太平天国》、冯昭的《世纪之门》、刘斯奋的《白门柳》、唐浩明的《曾国藩》、熊召政的《张居正》、凌力的《少年天子》《暮鼓晨钟》、二月河的满清帝王系列等。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对历史的书写走出了专写起义农民的模式，唐浩明、二月河等一批作者大胆地将笔触伸进帝王将相的天地。这并不是一般的写作对象的转移，它在深层上突破了传统意识形态中奴隶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张扬帝王的韬略与阴谋。而刘斯奋则更突破了“寻找历史创造者”的思路，把目光投向了文人——历史的思考者，《白门柳》的深入开掘，使作品成为中国文人心灵史的浮雕。项小米的《英雄无语》是对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个突破。它把笔触深入到英雄的灵魂深处，通过对英雄人性的复杂描写，体现了一种发人深思的“审父”意识。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是历史题材中的另类，仿佛是一部历史小说，作者却告诉我们，不要将它当作历史小说来读。曲折的故事，藏着深深的玄机，以对自身的消解和对历史的虚构来完成想象历史的终极目的。
　　
　　文化、寻根写作：寻根文学在八十年中期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出现了阿城、李杭育、韩少功、莫言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小说家。进入九十年代，文化、寻根的长篇写作方兴未艾，代表作有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土门》《高老庄》、张炜的《九月寓言》、阿来的《尘埃落定》、刘震云的《故乡面与花朵》、李佩甫的《羊的门》、王安忆的《长恨歌》、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史铁生的《务虚笔记》、李锐的《银城故事》、周大新的《第十二幕》等。由于“马桥之争”，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引起了广泛关注，但也因为“马桥之争”，评论家及读者过多关注论争官司的结果，而忽略了小说的文学价值与艺术创新。《马桥词典》利用一个个词条组织历史，树碑立传，这显然是一个罕见的实验。不难想到，在词典与文学之间抛出一条联结的索道，这需要不拘成规的想像力。可以说《马桥词典》向我们展现了作者深刻的思想、宽广的视野和丰富的内心，同时也显示了小说的可能性。陈忠实的《白鹿原》以重现历史的雄心，想像出了一批活灵活现的人物和故事召回白鹿原上已逝的时光。对意识形态化的国共内战做了解构性的梳理，令人耳目一新。贾平凹的《土门》脱离了作者一贯的对都市的隔膜、排斥和对乡村的赞美、向往的情结，而对城市腐朽生存方式和乡村保守心态进行理智的双重批判。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在文化寻根题材上的写作是相当成功的，也可以说是成就最突出的。展现了多姿多彩的写作方式及其广阔无边的丰富内蕴。海外学者王德威如是评价说，寻根文学着重乡俚风俗人物的素描，往时往事的追忆，乍看之下，只是对彼时日益滥情的伤痕文学的一种美学回应。但当社会潮流引导大家“向前看”的时期，寻根作家偏偏反其道而行，不仅向“回”看、向“下”看，而且更要往每个人的内心里看，其所隐示的颉颃姿态，不言自明。
　　
　　女性主义写作：八十年代女作家的写作是以男人视角，关注社会重大问题，从小说的内容上根本看不出女性独有的特点。但到了九十年代，陈染、林白、海男、徐小斌等一批女作家向男性文化和男性叙事模式发起强有力的挑战。诞生了一批精致的女性主义文本如《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林白）、《私人生活》（陈染）、《羽蛇》（徐小斌）等，女性作家们以其枝繁叶茂的语言，用一种打破男性单一线形逻辑的女性发散性思维的表现形式，描述出经由身体而感知的隐秘的女性生命体验。一些特殊的表意代码，诸如有关女性的自慰、自恋、镜中之像、飞翔……等等也都在文本中凸显，显现出女性生命和话语的勃勃生机。可以说，女性主义创作是九十年代文坛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女性主义写作既回应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凸现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未来的时间里，女性主义依然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时代症状。
　　
　　先锋探索写作：先锋探索写作是一个歧义较多的词，从某种角度上说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也属此类。本文论述的探索小说主要是指曾维浩的《弑父》、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童天一（即钟健夫）的《返祖》、东西的《耳光响亮》、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弑父》虚构了一个虚幻的故事，我们无法把现实生活作为参照的系数，无法调动我们自己的生活感受到阅读中去体验作品的思想内涵。我们很难用习惯的标准去判断它的对错、是非、正谬，平素正常的思维在阅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时时受到了作者不言而喻的阴击。《日光流年》的写作采用了时光倒流的新颖手法，使读者在阅读时体会到了作者创作手法的变化和独具的匠心，让人看到作为探索性的长篇小说在小说观念的审美和层面，显得别开生面。《返祖》的强烈实验性冲淡了它的文本意义，可能评论家对此书的认识还不足。东西的《耳光响亮》其实是本土化的“嬉皮士小说”，由于写作手法简洁明快，使得青春和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回味再三。《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写了一个少年令人心碎的成长过程，其特立的叙述风格为余华后来的长篇创作所固定乃至发挥，形成了余华为内心写作的信念。有评论家偏激地说道：“对1990年到1999年这一时期而言，没有比《在细雨中呼喊》更值得纪念的小说杰作了。”
　　
　　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的匆匆一瞥，必有遗珠之憾。譬如像王小波这样奇异的写作者，我一直未能找到有效的方式对他进行评论，只好暂时放弃，以后一定会有谈到他的时候。当我以六种粗陋简单的写作形式来划分丰富多彩的创作内容，无疑是一种冒险之旅。但在“冒险之旅”中却蕴含了阅读者的亲身体验与感受，或许也自有其价值吧。好的小说，大都是既在潮流之中，又与潮流保持着一定的审美距离。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是使自己的写作在几乎没有限度的自由里生存，在不断扩张的想象里建构起自己的房屋、街道、河流和人物，让自己的叙述永远大于现实。笔下的景色经常超越视线所及，达到他们内心的长度；而人物的命运像记忆一样悠久，生和死都无法去测量。从这种角度来观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其中确有可以流传后世的作品。我们就静静等待时间之河的淘洗与审判吧。
　　
　　
　　朴素修订于中大。


转自：请不要发外部链接

好长啊